文化软实力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包括一、知识类，如语言、对世界和各类事物的认知、认知类哲学、科学理论、方法论、各类技术、管理学等；二、信仰、价值、规范和素质类，如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进取价值、伦理价值、法律体系、人格观念、民族性、企业文化等等。

　　过程性文化和结果性文化取决于精神文化。本文所说的无形文化实力指的是精神文化所具有的的决定性力量。

　　精神文化会对行为取向、行动智慧和驱动力产生深刻影响。它的作用如同基因：任何个人、群体和国家的最终成就都不可能超出其“文化基因”所规定的界限，他们的地位和存亡兴衰，全部可以在文化基因之中找到深层的答案。

国家强弱背后的深层奥秘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崛起与强大，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渐次升级，取决于自由市场塑造出来的发展空间和竞争秩序衍生出来的巨大驱动力，那么这些有利因素的形成，其先决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西方国家的人民从神权观念和对神的依赖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与能力，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

　　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和掌握了能够用来发展并表现自我价值与能力的理性思辨方法，一种与想象、假设、实验和调整相联系的方法；

　　三、西方国家的各界精英体悟到了全面利用人与理性思辨能量的重要性，并且把这种体悟转化成了大规模的实践能力与对实践结果的追求。

　　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是释放这三大文化能量的直接结果，而其他几项有利因素的形成，既是理性思辨的建构物，又是保障个人释放能量的有效制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获得的优势无形文化实力决定了西方在近、现代的强大。

　　与此相反，中国在晚清以及其后大约一个世纪之内不断遭受列强的剥夺与凌辱，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而陷入了大大落后的危境之中，而国人却不能自知、自拔。

　　基于无形文化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可以合理地认为：究竟中国能否变成世界第一流强国，而且是主张和平和反对以强凌弱的第一流强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能否打造出能量不低于美国、而道德视野却高于美国的无形文化实力。

中国无形文化实力根基

　　打造这样的文化实力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在中国现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无形文化实力根基，是虚无主义者没有看到的。

　　中国现有文化的核心精华始创于《周易》。《周易》的《系辞》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亦刚亦柔，刚柔互济，是天的运作之道。了解天之道，并且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制约人的行与止，那就是人类社会的运作之道了。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周易》认为“刚”的主要体现之一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要像天体一样，运行刚健，自强不息）。

　　“柔”的主要体现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要像大地一样，能够以承载万物生长的姿态，造福于大众）。

　　换言之，按照《周易》的教导，中华民族和她的子孙们要拥有大志（用天与地的运行原则确立人的行为标准）、大勇（自强不息）、大德（厚德载物）和大慧（刚、柔兼具，因势而为）。如是，《周易》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画出了基本的蓝图轮廓。

　　老子和儒家文化的缔造者依据各自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充实和延伸了周易的核心内涵。他们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包括儒家的“格物致知”、“仁政”、“制天命”、“民为重，社稷为轻”和“中庸论”，以及老子的“生成论”、“法自然”观和“弱者道之用”（借弱用柔而进之）的策略主张。

　　当然，以上的“中庸论”、“生成论”等，目前都有待正确解读。

　　圣贤明示的伟大哲理智慧，华人世代承传的民族性（其核心是崇尚勤劳、智慧、坚韧、不屈、爱国、正义、慈悲、忠孝和因势制宜，以及偏好和谐、重视教育与知识），再加上中华儿女在长期应对大自然以及外敌、内乱等严峻挑战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实力的三大支柱。

　　这三大支柱确保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存续和发展，使她即便经历了西方列强的百年蹂躏，依然能够爬起身来，再度前进。

　　中华文化的无形实力在中国面对汶川大地震和反华势力干扰奥运的挑战时，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胡、温所制定的那一部分行之有效的国际、国内政策，除了涉及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提法以外，在原则上其实与《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彰显的一部分行动指导原则相当一致，尤其是关于法自然、刚柔并济、因势制宜、以民为本以及重和、重德的基本原则。

中国需要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超越

　　不过，为了雄立于当今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国需要更强大的综合性无形文化实力。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针对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高层次思想精华，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升级。

　　其次，需要摒弃民族文化之中的各种糟粕。

　　再其次，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之中的精华，尤其是有利于发展中国整体实力的阳刚性精华，强化“刚”的现代化内涵。

　　这包括：一、全民重视人的自我实现。

　　二、推崇大视野：要在每一代造就众多像比尔·盖茨以及谷歌缔造者那样的企业家，还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三、追求行动的彻底性与高效性：重视由基础理论（有重要价值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的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实践、再到实践结果的竞争与优化选择的全面而系统的转化，而且是社会整体规模的系统转化。

　　四、重视工作伦理和成果优异：要拥有众多日本人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工作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五、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育素质：要改革教育制度，指导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塑造第一流世界强国公民所需要的人格素质。

　　六、相信自由是产生创意和真知的根本性条件：要在纯学术与纯艺术领域设立不受政府干预、不受學阀压制的自由空间，鼓励自由展现创意，保障完全自由的交流、评论与竞争。

　　最后，中国还需要逐渐做到全体国民、至少是绝大多数国民都能在品味、举止、语言、审美、诚信、自尊和尊重他人方面达到不低于发达国家所注重的受尊重的水平。形象优雅不是保障民族复兴的第一文化要素，但是在当代世界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重要辅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