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铭：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想先简单说几句，然后把更多时间留给你们提问。这次在日内瓦召开的是WTO的第七届部长级会议，距离上次在香港召开部长会议已经4年了。此次会议召开有两个大的背景。一是多哈谈判8年迟迟无法结束，全球贸易自由化举步维艰；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经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经受了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考验。我们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重新审视多边贸易体制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加强合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WTO改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全面评估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研究下一步的谈判应该怎样走。下面，我愿意回答你们的提问。

路透社：中国是否仍然相信如各国领导人所倡仪的，2010年多哈回合谈判会成功结束？

陈德铭：中国政府坚定地支持在2010年结束多哈回合谈判。这首先是因为如果谈判取得成功，将每年给世界创造5000多亿美元的收益。二是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谈判已完成了80%左右。三是当前世界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仍然非常不稳定，世界需要支持经济复苏的明确动力。

但是，我也必须指出在2010年结束谈判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尊重香港会议对多哈回合的授权，锁定目前已取得的成果，将2008年12月农业和非农主席案文作为谈判基础，只有这样谈判才有希望尽快达成成果。如果要推翻已达成的共识，重头开始谈判，就会失去成功的希望。

路透社：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主要的经济体，但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相对较低的姿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呼声，包括美欧都希望中国发挥领导力。所谓领导力是一种外交辞令，事实上是希望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您对这些呼声有何回应？

陈德铭：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但是简单地拿出口总量来比较是不完整的。中国有13亿人口，全球有66亿人口，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9%，而中国的对外贸易去年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86%。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和外贸规模仍然是相对较小的。更不用说，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力密集的低附加值商品，我们出口商品的档次与美、欧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很清楚自己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中国还有5000万贫困人口，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百位以后，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使经济保持稳定较快的发展，这样才是中国对世界的真正贡献，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中国主张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是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而应由多边的力量来讨论决定，所以中国反对G2的提法，也反对由少数大国来决定多哈回合谈判的命运。如果说中国是低调或低姿态，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WTO的新成员，是多哈回合谈判启动后加入的新成员。事实上中国也并不低调，而是更多地在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多边集团中发出声音，如G20、G33。我们更多地是和发展中国家一起而不是单独发出声音。

您说得非常正确，国际上一些人要求中国在谈判中起领导作用的外交辞令，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单独做出利益让步，让个别大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使它同意谈判业已达成的共识。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一个发展回合的谈判，更应该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的诉求。在多边谈判中，我们也不可能给哪个国家单独做出让步。大家知道，在谈判中要有所得就必须有所付出，所以如果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做出让步，我们也必须知道中国能够得到什么。我们是代表13亿中国人民来谈判的，我们必须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一个负责任的交待。现在有些非常发达的国家居然也要求享受等同于发展中成员的待遇，这实际上违背了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的根本宗旨。事实上，只有全球发展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路透社：现在美国、欧盟、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希望中国与其他大的新兴经济体参与非农的部门减让协议。中国准备参加吗？如果准备的话，在什么前提条件下会参加？还是完全没有可能？

陈德铭：部门减让是多哈回合谈判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应该说此问题应当在农业和非农模式案文达成一致后才开始讨论。

从谈判授权上讲，在2005年的香港部长会议上，包括上述发达成员的部长们在内，大家已同意部门减让是在“非强制原则”，也就是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会在自愿的原则下对部门减让持开放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和某一个国家的双边讨论，而应该在多边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因为它也涉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参与问题。我想对部门减让而言，一个大的原则是部门减让不应导致不平衡的结果。如果要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我们一定要一口一口地吃饭，一步一步地走路，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部门减让的问题。

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非农关税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现在平均的关税水平是8.9%，而且没有水分。如果非农谈判可顺利结束，按照当前的公式削减之后中国的关税将降至6%，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减让。可以说即便没有部门减让，中国也已经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尽管这样，我们在部门减让问题上，仍将在自愿原则下采取开放的态度。

国际先驱论坛报：您刚才提到全球经济复苏仍然是不稳定的，也提到中国在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那么您对中国今年和今后的经济增长及出口形势如何判断？

陈德铭：尽管我们受到了金融危机的较大影响，但中国及时采取了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应对措施，经济得到较快恢复，GDP估计能实现年初设定的8%或者更高一些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内需（主要是投资和消费），拉动了GDP增长约12个百分点左右，而国际贸易下降则可能对GDP造成3.5-4个百分点的负影响。和去年相比，中国今年的进出口可能下降16-17%。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实现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活力和投资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中国将继续保持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稳定，这对中国至关重要，也有利于世界经济。明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内需的拉动。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最近迪拜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证据。估计明年中国的进出口会在今年的基础上有恢复性增长，但仍然会低于去年的水平。

国际先驱论坛报：下一个问题关于汇率，您也提到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我想问前不久奥巴马总统访华时，美中之间是不是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改革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

陈德铭：奥巴马总统访华非常成功，中美双方就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战略互信和一系列共识。在经贸方面，双方决心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也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与增长。双方也同意就货币政策问题保持部门之间的交流，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我刚从法国来，法国朋友们也非常关心美元贬值和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直言，当前全球关注的重点不应是人民币汇率而是美元稳定的问题。这两个货币的总量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的支付和储备货币，在当前全球经济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应当保持相对稳定，这有利于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好的环境。

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已经讲过多次了。中国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参考主要货币走势，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自2005年改革至今，人民币已经相对美元升值了20%左右。

现在某些国家自己的货币不稳定，却要求人民币升值，它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贸易不平衡。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国际贸易分布和结构的变化，是由多方面复杂因素造成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他们获得了更高的资本收益，同时发达国家的国内产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更多向高新技术产业，精密机械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另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利用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积累一定的贸易盈余也符合历史规律，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也曾在相当长时间内经历了同样的历程。

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希望进出口更加趋于平衡。明年我们也将努力扩大进口。这几年我们已采取了不少措施遏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目前已开始见效。比如去年中国贸易顺差是2900多亿美元，今年则恐怕不会超过2000亿美元，一年之内减少了1000亿美元。

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尤其那些希望成为最大出口国的国家要放宽出口管制。只有放宽管制，才有利于贸易平衡。举个例子，2001年美国占中国进口高技术及产品的18.6%，但到2008年只占6.3%。如果美国仍然保持2001年所占的比例，则可增加对华出口约500亿美元。所以，汇率不是影响贸易平衡的根本因素，货币升值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关键是大家要实行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使贸易更加自由和便利化。这就是为什么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南京会见欧盟领导人时，强调人民币汇率仍然要保持基本稳定。试想一下，如果人民币不保持稳定，世界上的预期会怎样？国际热钱的流动又会怎样？我相信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也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复苏所需要的。

国际先驱论坛报：我想中国国内也会有一些关于人民币和经济平衡问题的讨论，人民币和美元的挂钩是长期可行的吗？

陈德铭：经济结构平衡和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我想起在金融危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即什么导致了金融危机。除了大家一致认可的金融杠杆过高、金融监管缺失等，也都谈到了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但大家有不同的解读。一些经济学家把它说成是美国超前消费与亚洲出口导向间的失衡。但我想所谓经济的不平衡，首先是发展的不平衡，是南北不平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只要看看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金融危机中处于何种窘境。

至于“美国超前消费和亚洲出口导向”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下，是消费决定需求的，如果美国的进口商不向亚洲发出订单，亚洲的企业是不可能大量生产商品的，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消费拉动了亚洲的生产。现在资本泡沫破裂了，美国的房地产、资本市场收益减少了，消费减低了，当然我们尊重美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应当是市场行为，即体现为美国进口商对亚洲订单的减少，这样亚洲也会相应调整结构。

但如果一方面美国的订单正在恢复和增长，一方面我们又受到成倍增长的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打击，如频繁使用“双反”措施等，我们将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应当建立在贸易自由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如果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实现国内生产的恢复，是没有竞争力的，也不能持久。这样的话，即使美国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要让亚洲国家更多消费，也是难以做到的。其实亚洲国家也在积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中国。中国今年实现8%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国际贸易的贡献则是负值。

我们观察百年来美国经济危机和消费变化的关系，发现每次危机过后，都会出现若干年的储蓄恢复和消费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最后还是会慢慢复苏。如果美国消费一直低迷，对美国经济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美国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手段来促进消费复苏。

美国和亚洲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完全可以在互相开放的情况下，促进相互经济的发展，前提是要坚持相互开放，保持自由贸易。中国是这样做的，也乐见我们的贸易伙伴采取相同的做法。

至于你讲到的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的问题。中国的汇率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美元是主要的支付和储备货币，在篮子中占的比重会大一些。但中国的人民币并不和美元挂钩，而是实行浮动的、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我们今后仍然将按照主动、可控、渐进的原则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问题的实质是，美元继续贬值是可行的吗？这也是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所以有些国家提出了单一货币的弊端问题，提出了特别提款权的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希望我的个人看法对你们有所帮助。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只好先到这里了。最后，我还想说中国越来越开放，我们愿意和西方媒体打交道，接受你们的采访，讲真实的想法，希望在今后的各种国际场合继续和你们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