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部门严禁工作人员接受纳税人宴请，行政执法人员原则上不参加企业举办的项目评审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招聘实行近亲属回避制度……由于这些拒腐防变的方法以“尽量减少直接接触”为特点，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物理隔离”。公私分明、亲属回避等规范公务员行为的条例和准则，体现了行政、司法的文明和进步。

　　可是，“物理隔离”挡住了赤裸裸的“直白型腐败”，却很难挡住“隐性特权”、“隐性腐败”。在反腐败和腐败的激烈交锋中，腐败行为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处在快速变异之中：受贿方式由“地上”转为“地下”，由直接转为间接，由“现货”转为“期权”。有的腐败分子“拿干股”，当“影子股东”；有的腐败分子“期权寻租”，等退休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费”。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尽管自己不到企业施工、生产现场检查，却利用自己的关系影响“把关”；有的领导干部与其他单位的领导以“交叉持股”的方式安排亲属，我替你安排儿子，你替我安排女婿，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插到“肥缺”部门…… 

　　由于“期权受贿”、“近亲属受贿”等“隐性腐败”具有发现难、认定难、取证难的特点，增加了打击腐败分子的难度。这就要求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更专业、更精细、更科学，通过不断增强打击力度、不断完善法律制度，遏制不断变异的腐败病毒，震慑“潜伏”着的腐败分子。

　　针对反腐败中发现的新问题，2007年，中纪委印发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禁止“收受干股”等八项严格禁止性要求，细化了党员干部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政策界限，以制度的形式规范和突出了新形势下查办权钱交易案件的重点。《规定》出台后，收到了较大成效，不少违纪官员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交代了问题，上交了违纪款。

　　事实上，反腐败是不断与腐败博弈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坚决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还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不断更新和升级反腐败的手段。中纪委的“八项禁令”将若干种典型的隐性腐败行为公之于众，明令禁止，是一种有效的做法；目前一些地方正在试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措施，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封堵腐败的探索。总之，及时发现体制机制上的漏洞和缺陷，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弥补缺陷，让某些官员没有“空子”可钻、没有机会“放水”、没有条件腐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是反腐倡廉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