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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史上的一篇珍贵文献
——兼谈胡愈之在南洋的革命活动

文明与进步　　加入时间：2009-08-11 15:33:12　　人民政协报　

　今年4月我去新加坡参加学术活动。出于积习，我利用这一良机去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无意中在一个私人藏书库中发现了一个小册子:《祖国前途与华侨出路》。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署名“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编”，新加坡古宁街四十二号的南侨出版社印行。我断定这种文献存世不多，又跟胡愈之在南洋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胡愈之致大会开幕词的照片，对于研究民盟的历史乃至华侨的历史至关重要，便向馆方申请复印。因保护版权，该馆一般不允许完整复印一本书，但却破例满足了我的请求。回国后查阅有关资料，才知道胡愈之本人就是这份政治报告的起草者。

　　胡愈之于1933年9月秘密入党，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40年底被我党派赴新加坡，以“国际问题权威”身份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当时新加坡有两家主要的华文报纸: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和胡文虎家族创办的《星州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海外部派人插手星州报业，为了寻求政治支持，《南洋商报》经理傅无闷委托编辑张楚琨以特派员身份回国，请求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为该报物色一位编辑主任。周恩来跟在南方局的廖承志同志研究后，一致推荐了精通国际问题，熟悉对外宣传的胡愈之。胡愈之主持《南洋商报》笔政之后，撰写了大量社论、专论、时评，宣传抗战、民主、团结、进步，在华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洋商报》也成为了当时南洋最为畅销的报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马来半岛北部登陆。胡愈之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参加了星州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并亲任副团长；又参加了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任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42年2月4日，由于新加坡沦为“四面倭歌”的孤岛，胡愈之一行28人搭乘一艘长仅4米的摩托舢板船，越过布满水雷的马六甲海峡，逃往苏门谷腊，以酿酒和做肥皂为生，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流亡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传出了胡愈之在南洋某地病故的消息。国内文化界的友人在当年7月号的《中学生》杂志刊出了“纪念胡愈之特辑”，茅盾、叶圣陶、宋云彬、胡子婴、曹伯韩等都深情撰写了文章。不久才知道这一消息纯系误传。原来二战结束之后，胡愈之又重返新加坡，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并化名“沙平”于1945年12月3日发行了《风下》周刊，为祖国的和平民主，为支持南洋一切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提高华侨的地位，发出了正义的呼声。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撕毁了停战协定，派十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社会的民主运动取得了很大发展，胡愈之在这方面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月，他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并出任主任委员，先后介绍和发展了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薛永黍、教师顾乃卿、方宗熙、汪金丁、刘尧咨；《南侨日报》社洪丝丝、胡伟夫、张楚琨、温平、彭世桢、朱奇卓、吴广川、彭友真、吴西冷，新民学校校长叶帆凤、教师石韫真；当地侨领郭瑞人、汪万新以及新加坡教师公会的不少人入盟。他经常冒着赤道线上的酷热驱车深入民盟基层组织，分析政治形势，指导具体工作，他作的政治报告系统而生动，获得当地广大盟员好评，公认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组织家、实践家。很快在新加坡、槟城、怡保等地又设立了民盟马来亚支部的分部，并设立了以李铁民为负责人的民盟星洲办事处，在民盟马来亚支部的影响下，印尼、缅甸、泰国、越南相继建立了民盟组织。民盟海外组织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内战，反对美国援蒋反共。主要政策是拥护中国革命，改善华侨地位。舆论阵地是陈嘉庚担任董事长，胡愈之担任社长的《南侨日报》(不久又发行了《南侨晚报》)。毛泽东为该报的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这份报纸自1946年11月创刊，1950年9月终刊，出版了将近四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南侨日报》可以视为民盟马来亚支部的机关刊物。

　　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同月9日，国民党举行了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承认国民党“所遭之危机，至为重大”。9月13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致函行政院长张群，抗议国民党视民盟为“反动集团”，呼吁对各地盟员被捕者，务祈速予分饬各地官吏“一律释放，而重人权”。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于1947年9月27日在新加坡开幕。大会主席团主席、南方总支部代表为胡愈之，主席团成员有王廷俊、官文森、林发仁、戴子良等。陈嘉庚以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演说。据大会合影，与会代表近百人。“这是全马来亚民盟同志第一次的集会，也是全南洋华侨民主派的重要的集会”。

　　大会政治报告约25000字，分为四部分:一、目前世界的大势；二、目前中国的大势；三、华侨的地位与出路；四、民主派的战斗任务。

　　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重点揭露了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当时，美国派特使魏德迈来华考察，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援蒋反共计划，包括蒋军短期及远期作战计划的简明示意图，胡愈之通过《南侨日报》驻南京特派员孙源获悉了魏德迈报告中的有关部分，以整版篇幅刊登于同年11月4日的《南侨日报》。这一消息进一步证实了胡愈之对世界大势分析的正确，对南洋盟员学习政治报告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重点阐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民盟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第一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时，就提出召开政协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二中全会，又重申了这一主张。“政治报告”深刻指出:“召开政协会议是方法，组织联合政府是目的”。并说明“民盟努力的途径是要做到国家公有，党派共存，而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和平、统一、民主的国家”。这充分说明，民盟与中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配合相当默契。民盟的发展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精诚团结，并肩战斗的历史。

　　政治报告第三部分指出，当时中华民族分布在国外的有1000万人以上，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其中在马来亚与北婆罗洲的占250万至300万，在印尼的占150万以上，在泰国(旧称暹罗)亦当有200万以上。数百年来，华侨在海外披荆斩棘，流血流汗，为中华民族增光，是南洋资源开辟的先锋，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华侨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政治报告明确华侨革命有两重任务:“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要争取祖国的民主和平；作为当地人民的一分子，我们要争取当地的民主自由”。

　　政治报告的第四部分回顾了民盟的历史:“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民国卅年(1941年)。”当时，有些民主人士想在国共两党之间持中立态度，走第三条道路。政治报告重申了民盟二中全会宣言的观点:“民盟对国事，应该明是非，辩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政治报告强调:“我们民盟并不怕被人骂为‘中共尾巴’。”“在今天，民盟要和中共以及其他民主人士携手，以共同争取中国的民主。在将来，民盟更要和中共以及其他民主人士联合以共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跟这一政治报告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令人愤慨的是，1947年10月，就在民盟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之后，国民党政府竟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跟民盟港九支部的盟友继续斗争，酝酿恢复民盟总部。

　　胡愈之起草的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以其坚定鲜明的政治立场，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精辟分析，给民盟马来亚支部的成员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认清了前途和方向。42年之后，费孝通还以感念的心情回忆了当年胡愈之在新加坡对他的启迪:“我和愈老初次见面已是在解放战争中间的1947年春。我重访英伦返国途经新加坡，愈老和沈兹九大姊在机场接我，一见如故。逗留期间，愈老为我分析国内国际形势，顿开茅塞。回想起来，在解放前的一段时期我能比较坚定地选定我的立场，这次在新加坡和愈老的会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费孝通先生的上述回忆，是胡愈之先生当时政治影响的一个生动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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