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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北大教授“打擂台”
 


文明与进步  加入时间:2009-07-27 14:37:29  china 



  北大,是一所大学,也是一个小社会。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把它作为一个小型的公共社会来治理。学生们指点江山,论议英发;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由专家、教授主讲,学生可以质疑问难;教授与教授之间,也可以互打对台,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成为那一代学人最具亮色的记忆。

  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古代哲学史”。讲义是自己编写的。在他之前,这门课由陈汉章讲,老夫子讲了一年,才从伏羲讲到洪范九畴。当胡适走上讲台时,许多学生都心存疑问,不知这位年仅27岁,风度翩翩的留美学生,怎么讲这些。不料,他一开口,便把那半是神话半是政史的东西,统统抛开不讲,直接从周宣王“胡说”起。顾颉刚是他班上的学生。

  顾颉刚觉得胡适在课堂上讲课,“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很合自己口味,都是他想说而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兴奋之余,他把同住一宿舍的国文门同学傅斯年拉去旁听。

  学问上,傅斯年是章太炎的崇拜者,深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器重,恒被视为章氏学派的传人。

  章太炎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力之巨,实在令人惊叹。当新文化崛起时,48岁的章太炎,虽然年富力强,但学术的黄金年代已逝,思想上,垂垂老矣。

  胡适为他的学术做了一个讣闻:“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 果然,衣钵传到黄侃之后,连他的高足傅斯年也要背叛师门了。

  据胡适说,当时学生们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是因为傅氏在同学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学生称其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风头可见一斑),曾经率领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这个企图“绞断中国哲学史”的家伙也照样轰走。

  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傅斯年这个铁杆的“黄门侍郎”(黄侃的爱徒),摇身一变,从此成为铁杆的“胡说弟子”。他的转变之快,连陈独秀也不禁生疑:这山东胖子该不是黄侃派来的细作吧?

  新生代的文化传人,开始在北京大学登场了。

  陈汉章曾狠狠地挖苦胡适:“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黄侃也看不起胡适,胡适在哲学史上,十分推崇墨子,黄侃便当着胡适的面大骂:“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

  胡适大怒,质问黄侃何以无端辱及他的父亲。黄侃笑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但陈汉章、黄侃等人的嘲笑,并没有令学生们听课的热情稍减,甚至连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课室挤不下,只好改在第二院的大教室里上课。

  梁漱溟也是教哲学的,他的课题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于来听他课的学生太多,也要换成第二院的大讲堂。梁氏是土头土脑的墨子形象,大讲西方文化与哲学;胡氏是喝足了洋墨水的杜威形象,讲的却是中国哲学。两人在楼上楼下同时开讲,打起了哲学对台,但同样是听者如堵,人头挤挤。

  胡适洋洋十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过整理,由蔡元培作序,1918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的学术著作。一切,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

  蔡元培没有理会陈汉章的嘲笑,在序中对胡适大加赞扬与鼓励:“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不过,胡适的哲学史只出了上卷,再没出下卷了。他的《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没下卷。黄侃后来在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什么叫“著作监”?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哄堂大笑。

  北大教授讲课,一向很欢迎别人去旁听,不管你是不是这个班上的学生,甚至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不然,胡、梁二人的课,也不会有一二百人的盛况。学生与先生之间互相析辩驳难,也是寻常之事。

  北大成了全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地标,甚至把远在南方的新青年也吸引来了。毕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泽东,承认深受《新青年》的影响,“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1918年8月,毛泽东偕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扛着被服书卷,投奔北大而来。他说,从此,“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摘自《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叶曙明/文)

  来源:老年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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