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住在台湾，稍微留心政治的人，都会听说过一个叫做“西方公司”的机构。该机构相当神秘，外间对其组织和所办业务多不甚了解。直到最近“西方公司”昔日成员霍洛伯著书立说，写下《中国海上突击队》，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中情局一手策划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仍控制着金门、马祖、大陈等外岛和这些岛屿附近的小岛。50年代初期，这些外岛成为国民党突袭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基地和“反攻大陆”的跳板。当时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和大陈的指挥官胡宗南（化名秦东昌）辖下有上万人的游击队，打着“反共救国军”的旗号不时突袭大陆沿海岛屿。

　　台湾的报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大幅报道，胡吹“游击健儿”重创“共匪”的“英勇事迹”。在胡宗南夫人叶霞翟所写《天地悠悠》一书中，此类记载颇多。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而且是台湾版本。

　　按照霍洛伯书中所说，这些游击活动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幕后主导和策划的，游击队的训练和装备都是中情局提供的。此外，中情局还招募二战中的情报老手、借调美国武装部队的军官们组成“西方公司”，具体负责执行计划。美国的目的就是牵制大陆在朝鲜战场上的军力，使解放军无法抽调部署在沿海的部队到朝鲜半岛作战。

　　“西方公司”

　　“西方公司”的正式名称是“西方企业公司”，直属于中情局内的“政策协调处”。最先倡议成立这个组织的人包括宋美龄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等，最主要的推动人则是中情局政策协调处处长威斯纳、远东处处长史迪威上校（与战时任中国战区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同姓，后来当上西点军校校长）以及政策协调处的中国科长德普伊上校（此人后来升到四星上将，是提拔现任国务卿鲍威尔的恩人）。

　　1951年2月，“西方公司”在美国匹兹堡市正式注册成立，出面的负责人是布里克，此人曾任美国陆军第90师军法官，是中情局创始人杜诺万将军的老同事。“独眼龙”汉密尔顿是“西方公司”的秘书兼财务，总裁则由老牌特务约翰斯顿挂名。1951年3月，西方公司的雇佣人员抵达台湾，将总部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靠近圆山饭店，首任老板是皮尔斯中校。二次大战时，皮尔斯在缅甸主持情报工作，后被派到中国，在戴笠主持的中美合作所内工作。“西方公司”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70多人，包括游击战术、爆破、密码解译、伞兵训练、心理战等方面的专家。一位早年在上海《字林西报》当过驻北京特派员的吉尔伯特负责对大陆的心理战业务，此人当时已年逾六十。

　　最初，“西方公司”准备在台湾本岛训练游击队执行突袭大陆的任务，后来发现在外岛更能发挥这方面的长处，因此在金门岛和大陈岛都设了联络站，派人常驻，就地训练游击队，并与驻地的国民党军队司令指挥官联系协调战斗任务。所以，“西方公司”的人员时常陪同胡宗南、胡琏到大陈周边的披山、鱼山、南几等小岛以及靠近金门附近的南日和湄洲岛活动。“西方公司”的人通常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头戴青天白日军帽，若非身材长相与中国人不同，还真不易看出他们是外国人。
　心理战

　　1951年9月，在汉密尔顿的策划下，200名经过特别训练和装备的游击队成为第一批从金门反攻大陆的军队。这些游击队员求战心切，结果被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包围，不消几天就被全歼。在此突袭之前空投到大陆的游击队，也在还没发电报平安之前就被俘获，由此可知国民党游击队在大陆很难立足。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公司”的军事专家们决定采用闪电战术，出其不意地突击，然后立即撤回。这一战术取得了一定效果。在一次突击中，国民党军队截获一条满载着寄到海外邮件的小船，汉密尔顿立即把全部邮件运到台湾，检查有无有价值的情报。心理战老手吉尔伯特把所有信件拆开，然后装入反共传单，再不露痕迹地封好，送去香港投寄。不久，香港和东南亚的报纸就报道说，海外华侨收到大陆亲友的来信均附有反共传单，足见大陆政权不稳；稍后，西方媒体亦有类似报道。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这些反共传单来自大陆呢。

　　引起国际纠纷

　　除了策划、训练、装备游击队对大陆沿海实施突袭外，“西方公司”人员也从事对大陆的侦察工作，并提供情报，协助游击队拦截搜索载运战略物资开往大陆港口的商船。为了这个目的，“西方公司”在距福州只有20多英里的白犬岛上设置了联络站，直到1958年才全部撤离。白犬岛游击队司令是王调勋，此人几乎是海盗和军阀的化身，尽管盘踞的不过是两英里长的小岛，却像独立王国一般，居然有自印的钞票。在白犬岛上常驻的美国人先后有蒙哥马利、迈克尔和詹姆斯等。

　　“西方公司”的美国工作人员提供情报、训练（辨识船只的类型、国籍等）和武器拦截驶往大陆的商船，这引起一些国际纠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波兰油轮“陶普斯”号。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西方公司”希望船上的苏联船员投奔“自由”，造成国际宣传效果。台湾情报单位体会到美方的意图，下了不少功夫。除了为苏联船员提供舒适的旅馆外，还准许他们上酒吧，晚上则“供应”女人，并暗中录像，作为要挟他们的手段。哪知苏联船员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被拦截的货轮以从香港出发去大陆的英国船只居多。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拦截了一艘名叫“黑利康”的货船，驻在白犬岛的迈克尔马上派翻译郭立墨去和英籍船长谈话，套取情报，没想到郭斗不过老奸巨猾的英国人，竟被套牢泄了“西方公司”的底。英国船长回到香港后，揭露了白犬岛上美国人的姓名及身份，使老美大失面子。港英当局还一度不准“西方公司”的某些人去香港度假。
失败的“东山岛大捷”

　　按照台湾方面的记载，“1953年7月17日（应为16日），游击队成功地突袭了大陆控制的东山岛”，这就是当年台湾所宣扬的“东山岛大捷”。那时霍洛伯正住在香港，根据他的叙述，国民党其实是这场战役的失败者。

　　1953年6月，汉密尔顿由美国重返台湾后开始规划此次战役，这是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后针对大陆所采取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动用一个伞兵加强营（约600人），1500名游击队员和约一个小型师的正规军（5000人），再加上海空军的支援，规模相当大。为什么这样一个战斗计划由美国人来主导而非国民党军队本身，霍洛伯的说法是，台方认为只有这样美国才会全力支持，义无反顾。

　　汉密尔顿花了48小时拟好作战计划，然后飞往金门和胡琏面商大计。东山之役是胡琏坐在驱逐护航舰上指挥的，汉密尔顿坐镇台北，不过战役开始前，他亲自为宋美龄和台方高级将领们作了一场简单报告。曾参与“东山之役”的伞兵随队摄影师刘某人回忆说，7月16日凌晨3时不到，他和他的同伴就被叫醒，用过简单的早点后便匆匆上路，乘卡车由龙潭向新竹空军基地进发。抵达时，22架C—46运输机已升火待发，每架都装载30名伞兵和武器配备。可是还没起飞，就有两架飞机的发动机发生故障，一架起火，另一架升空后不得不折回，机上的伞兵无法行动，引来一阵咒骂。飞机升空后，预计飞行1小时45分钟后抵达东山上空，时间是6时到6时15分。在飞行途中，有位驾驶员发现风高夜黑，生怕被击中，没等伞兵跳伞就急忙掉头。这位驾驶员降落后，立即受到惩罚。东山之役，尚未出师，已有两桩不利，实非好兆头。果然，由于空降位置错误，岛上岸边的潮汐计算不准，这些伞兵非但没有派上用场，还损兵折将，死了200多人。

　　和台湾关系的丧礼

　　“东山岛之役”是“西方公司”在台湾及外岛准军事作业的转折点。自此以后，“西方公司”逐渐终止了支持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而其自身也在1955年初寿终正寝，其业务由“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接管。

　　“西方公司”在台湾的负责人狄兰尼通知公司关门的消息时，宋美龄非常伤心，好比听到一位“密友死亡”般震撼。她一语未发，就孤独地离开了。那是一个阴雨天，只有一位随从为她撑着伞。狄兰尼目送宋美龄在雨中踽踽独行，乘车离去，那情景好比正在举行“西方公司”和台湾关系的死亡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