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民主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必须与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体制相匹配而存在。特别是一个完备的法制体系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也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但政治体制改革又不等于法制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建设；二是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三是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四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其主要任务是，建立系统完备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的运作高度透明，以防止有人利用公共权力谋私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权力的监督制衡、吏治的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和行政垄断的治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为此，要加大力度科学设计和出台民主考察、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和国家监察制度，党、政、立法、司法分工制衡和相互关系制度等。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应当渐进式进行，不能希望通过一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渐进也必须真正进行。渐进的第一步，最急迫要做的就是政府定规矩，在新形势下把政府自身的职能、运作程序搞清楚，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一套规范，形成一套公共监督机制来规范政府的运作。

    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中介点，是我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不断转型过程。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现在来说，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无论是“越位”、“错位”，还是“缺位”，都不是一个完备的现代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

    当代世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主导因素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而是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势是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大国强国霸权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一些强国一方面希望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极不情愿中国崛起，希望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和分裂，好为强国所左右和支配，以确保原有国际秩序中大国的地位。

    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必须理智深邃地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强有力地应对世界格局。中国经过政治体制改革所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还是一个弱政府；民主改革和政治文明是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还是要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曾经历了数千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动荡历史，这种周期性的历史震荡，每次都给社会、给人民造成了生灵涂炭的巨大灾难。要避免这种恶性周期和巨大灾难，必须要有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必须了解这样一个客观规律: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同时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强大时，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国家统一、完整、稳定和富强；否则，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国家四分五裂。要排除离心力这种潜在的分裂力量，必须保持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

    制约和制衡政府的权力、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变数很多的国家，要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长治久安和富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其重要。只有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民主、高效、廉洁和富有权威，才能带领人民凝聚在一起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富有能力和权威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不是要替代市场、地方政府和部门，而是要把职能重点转到国家安全、统一、稳定、宏观决策和调控方面来，建立“国家——地方——企业——市场”的有机体，使各个方面协调有效地运行和发展。

    大国的优势只是潜在的，而不是必然的。无论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是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是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第三，必须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第四，通过科学民主和富有权威的国家治理，保持长期的经济和政治稳定，绝对不能大起大落。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持续推进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