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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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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杂志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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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代表是如何秘密赶赴武汉的
文明与进步 加入时间：2009-07-17 13:55:39 党史信息报 |
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召开。这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时候。中共“五大”代表是如何完全到达武汉的呢？
据郑超麟回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第二日或第三日，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来到了他的住所，陈延年还带来了中央的一个命令：尚留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人员，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绮园、妇女部杨之华，“速即到汉口去”。于是，郑超麟与陆定一作伴，“恋恋不舍地离开上海去武汉了”。当时，长江沿岸很不平静，中国招商局的轮船随时都可能被军队拦截，把旅客轰上岸。军队是不敢去外国轮船拉兵差的，检查也没有那么严格。他们乘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轮船在南京、安庆靠岸时，蒋介石的军队都没有上来检查。九江是朱培德的地盘，“四一二”以后，朱培德没有立即对共产党员下毒手，直到6月6日才“欢送”（驱逐）共产党员出境，因此，轮船停泊九江时没有受刁难。
乘客中有许多革命者，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都乘这艘轮船，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维经斯基）和王明也在这条船上。统舱里有许多青年人，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是“贩瓷器的”。客人们蒙被而卧的很多。过了南京之后，蒙被而卧的人把被揭开了，守住自己铺位的人也到甲板上走走了。一个“卖水果的”年轻人跑到郑超麟身边，问他：“听说郭沫若也在这船里，不知确否？ ”郑超麟很诧异：一个卖水果的人为什么关心郭沫若？“意外的意外”是，船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从大菜间走出来，郑超麟同他点点头，他也同郑超麟点点头。这样，大家终于平安到达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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