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瞿秋白同志积极投身革命，在艰难时刻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和宝贵生命。

　　瞿秋白同志1899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青年时代，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他立志要“辟一条光明的路”，为救国救民奋斗献身。1920年，他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俄，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成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领导人之间进行联系的重要人物。1924年1月，参与筹备在共产党帮助下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新解释的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合作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大革命运动迅速兴起。瞿秋白同志为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同邓中夏同志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发表大量理论文章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主编中共中央创办的专门指导五卅运动的《热血日报》；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大力支持彭湃、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广东和湖南农民运动。同时，作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还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处理国共两党合作中的问题。他对国民党右派提出的企图分裂国共合作的“弹劾共产党案”，以及后来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严正批判，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瞿秋白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担任政治局委员、常委。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同共产党决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在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同志在湖北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选出以他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时瞿秋白同志年仅28岁。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领导整顿和恢复各地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参与决定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起义，很快实现了革命斗争形式的转变。经过一系列起义和殊死战斗，各地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和发展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然而，由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左”倾理论的指导，由于面对敌人血腥屠杀党内急躁情绪的滋长，以及年轻的共产党人斗争经验的缺乏，“左”倾盲动错误一度在全党占据了支配地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盲动错误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在实际斗争进程中，瞿秋白同志很快认识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1928年6月，瞿秋白同志赴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他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和方针。随后，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此后两年，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30年8月，瞿秋白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奉共产国际指派一起回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然而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到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的指责和打击，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此后，从1931年夏到1934年1月，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和鲁迅共同指导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推动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化工作的发展。

　　1934年初，瞿秋白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等职。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受命留在国民党重兵围攻下日益缩小的苏区坚持战斗。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长汀被俘，约四个月后英勇牺牲，成为革命战争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而被敌人杀害的一位杰出的共产党人。

　　二、瞿秋白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注意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应用，是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位重要探索者和开拓者。

　　瞿秋白同志一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很多著作，撰写了多达500余万字的著作、译作和文章，从哲学到社会科学，从革命理论到文学作品等等，内容十分广泛，主题大都集中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苏联社会的介绍和研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初，人们接触较多的是唯物史观，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缺乏认识和了解，尤其对辩证唯物主义较为陌生。瞿秋白同志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民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内容，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上的一项空白。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而其中最根本的基础、贯穿始终的是互辩法唯物论。他所说的“互辩法唯物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他在《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精髓，开创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为后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完整理解、传播和运用，不但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引向了新的高度。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瞿秋白同志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十分重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非常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作出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他最早根据列宁《两个策略》的思想，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共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他最早注意到“五四”以后中国民主革命与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的区别问题，提出中国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必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5年由他主持审查的中共四大政治决议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3年由他负责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明确写明：“中国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不能成功”。1926年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全面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基本战略和行动纲领。他还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提出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以及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形式关系的思想，强调在中国现有条件之下，必须有革命的正式军队，以革命战争为主要方式。1927年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正是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我们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随后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瞿秋白同志的一系列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制定、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1923年从苏联第一次回国后，在党内曾经居于重要领导地位，屡次在革命的重要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争论激烈的中共三大上，他同一些同志力排众议，全面分析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国共合作方针的最终确定、实施和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国共合作的实现，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得以兴起。“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政局迅速逆转，党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瞿秋白同志对此十分担忧，希望党的五大能够加以纠正。为此，他撰写了7万余字的著作《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在五大会议上散发。他在这部著作中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特点，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等问题，为在党内纠正陈独秀错误，从思想理论上作了重要准备。在蒋汪合流，大革命归于失败、白色恐怖猖狂的艰难时刻，他又临危受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和方向，成为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这个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转折点的出现，是与瞿秋白同志的探索和努力分不开的。

　　三、瞿秋白同志在文艺和文化工作等方面卓有建树，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同志酷爱文学，在上世纪30年代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翻译并写下大量文艺理论作品和锋利的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他最早全文翻译《国际歌》，系统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他积极探寻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的道路，提出并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他反击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思潮，给予革命文学以实际的指导。在上海左翼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他热心地和左翼作家交朋友，与鲁迅先生结下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杰出作用的领导人。他以犀利的文笔，为《鲁迅杂感选集》写了序言。对于他这篇有名的序言，鲁迅先生高兴地说：“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地批评过。”瞿秋白同志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深入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是大众文艺的积极倡导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还初步阐明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他旗帜鲜明地倡导：“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

　　瞿秋白同志十分重视语言文字如何更好地为民众所利用和文字改革的问题，并在这些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他认为语言的大众化是当前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他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文字改革，主要是汉字改革。他是最早考虑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的先驱人物之一，是中国文字改革事业的先行者。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

　　四、瞿秋白同志心地坦诚，严于自省，具有知识分子的良好修养和革命家的高尚品德。

　　瞿秋白同志是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担负什么职务，都勤于思索和总结。他走上革命道路，是在接触苏俄现实后，出于理性的选择。自加入党组织后，他就自觉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他对党的忠诚，不但表现在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时忘我的工作态度，而且表现在个人境遇困难时“相忍为党”的高尚品质，更表现在党的事业遭受挫折时坚持革命的立场和行动。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解除领导职务，但没有消沉，而是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上海积极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后来到中央苏区，他仍然被排除在党中央领导层之外，长征后苏区环境险恶，他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仍然毫无保留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直到牺牲。

　　瞿秋白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勇于自我批评。他在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期间，曾犯过“左”倾盲动错误，但是很快就承认和主动纠正了错误。在中国这样具有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领导革命，能够少犯错误已难能可贵，犯了错误能够自己纠正尤为可贵。瞿秋白同志正是这样一位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尤为可贵的马克思主义者。

　　瞿秋白同志为理想而献身，具有革命者豁达的生死观。他被俘以后，囚禁在敌人的监狱中，始终坚贞不屈，临刑时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评价他的革命意志和气节时，曾经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在闽西群山的刑场上，他面带微笑，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令人感慨和敬仰的句号。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肇始阶段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他的品德风范，思想情操，连同他500多万字的著述和译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传承。

　　在瞿秋白同志牺牲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继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展望今后，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瞿秋白同志等革命先辈的遗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