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称不排除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推动出口
平静已久的国内外汇市场荡起了涟漪，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新表示，不排除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的可能。市场预期，在美元兑各主要币种都强势的背景下，人民币的确有贬值可能，但是至于幅度和速度，不会太大太快，可能以渐进方式为主。
周小川是在出席国际清算银行会议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的，在被记者问及是否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时，周小川说：“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尽管在美元强势反弹的国际背景下，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可能早有讨论，离岸市场上的报价也显示市场出现了贬值预期，但是人民币贬值的话题被官方明确提及，这还是第一次。
近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非常平稳。自10月30日以来已经连续9个交易日在6.82-6.83区间波动，而且每日的波幅也相当小，例如昨日中间价报6.8265，较前日仅微跌13个基点。而同期的国际市场上，美元却步步走高，美元指数从最低的83.11附近最高攀至86点以上。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就指出，如果人民币要贬值，可能也是顺应美元强势的一种表现，之后人民币的走势会更具波动性。
当然，此番人民币贬值被提及，更多的还是出于提升出口的考虑。但是中信银行(601998,股吧)分析师杨胜琨表示怀疑，“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他说，因为随着次贷危机的升级和恶化，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人民币继续快速升值，无疑会对出口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反过来却未必，“现在全球经济衰退，外部的需求下降了，即使我们的汇率下降了，也不一定能有效拉动外部需求。”
彭兴韵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靠人民币贬值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如果要贬值，应该不会特别激进，也不会像汇改时人民币一次性升值那样进行一次性大幅贬值，而是以较为渐进的方式进行，央行可以引导市场预期，这在客观上会为出口企业在汇率方面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周小川表态打破了人民币升值“思维定式”
“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巴西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的一番表态,打破了一直以来业内形成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思维定式”。这一表态,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判断。
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成为市场的普遍预期。2005年7月,央行实施汇改并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8.27重估为8.11之后,市场的这一普遍预期更加强化,认为这只是拉开了长期升值的帷幕。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了19.25%,今年以来则升值了7.41%。人民币汇率这种稳步升值的特征也使“人民币升值”的思维定式再次得到强化。
但是,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特别是对于瞬息变化的金融市场,就像美国华尔街大投行的破产也就是几天的时间。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转变也要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金融体系状况以及企业的承受力来决定。
这也符合中国一直坚持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三项原则,即“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这三项原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6月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提出来的。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汇制改革之路开端,这三项原则就一直引领着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
主动性,就是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就业的影响,考虑金融体系状况和金融监管水平,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和对外贸易等因素。同时,还要考虑对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
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
渐进性,就是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考虑长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
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陷入低迷,中国出口压力进一步加大。由于外部需求大幅降低,由此带来出口回落、企业破产、失业压力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挑战。因此,“不排除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帮助推动出口,以及维持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的可能性。” 周小川的表态也符合当前经济的现状。
业内也有观点认为,与其用出口退税的措施来补贴出口企业,还不如让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退税不仅给政府造成财政负担,也可能让中国出口的产品在国外遭遇反倾销抵制。而且,获得退税补贴的企业也十分有限。与此相比,人民币贬值无疑是成本最小、惠及面最广的补贴出口部门的手段。
由此可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面向市场、更加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不仅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巴曙松：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程度不会低于以前的亚洲金融风暴。除了直接冲击次贷证券投资、贸易和资本流动渠道外，次贷危机造成的悲观预期、国内银行惜贷、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困难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情况，可能在未来给我国带来负面影响。
他建议，为应对危机，我国应实施更为积极的扩大内需政策；以积极稳健姿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并在这个过程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次贷危机冲击
大于亚洲金融风暴
记者：金融危机影响已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您认为金融危机还将如何演绎，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巴曙松：从目前观察到的情况看，以雷曼倒闭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次贷危机在美国正进入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阶段，美国经济步入衰退已成定局。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迅速凸显。目前评估，其冲击程度不会低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为应对此次危机，国务院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强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比1998年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
目前，在评估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时，我们可能普遍存在低估。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美国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对经济调整反应较为迅速，而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调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渠道，除了通常关注的金融机构投资次贷证券及其相关产品的损失外，还有国际贸易渠道，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中国出口的迅速下降及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同时，国际资本流动可能逆转也将对我国经济带来冲击。伴随全球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部分跨国企业的母国总部经营出现困难，或将调回资本。
随着“去杠杆化”的推进以及金融市场的调整，国际商品市场大幅波动，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加剧，也将给我国制造企业带来剧烈冲击和汇率风险。
而中国银行业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正在主动进行信贷紧缩。全球金融市场大幅调整，又使得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形成了过于悲观的预期。在上述压力下，不少企业选择大幅收缩或停止新的投资。负面的心理预期还使得居民消费放缓，内需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
此外，部分对外部负债依赖程度较高、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倒下，进而使次贷危机的冲击扩大和恶化。
最后，可能重新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将给我国未来的经济局势带来冲击。
目前，除直接次贷证券投资、贸易和资本流动渠道外，上述其他渠道带来的风险开始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有的则可能在未来产生影响。因此，对次贷危机的影响必须要有充分的估计，做好充足的预案。
积极稳健参与
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记者：温家宝总理日前提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您认为应该怎样建立新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
巴曙松：我国应以积极稳健的姿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不过，从目前格局看，并不存在对国际货币体系全面推倒重来的条件，更多还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框架下，对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进行完善。
首先，对直接导致此次危机的场外衍生品加强监管，促进金融机构降低杠杆比率，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其次，客观看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国家的外汇储备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减少对这些资金对外投资的限制和歧视。
再次，在参与全球次贷危机应对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允许国际机构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建立货币互换或者以国家贷款形式援助发展中国家。
此外，中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地位。还可以重点救援可能出现支付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中对于特定产业和资源的整合能力要高于对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整合能力。
最后，可以利用当前全球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利氛围，呼吁发起对次贷证券的清算机构，以便更好掌握全球次贷市场的演变趋势，改进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短期应严防经济过快回落
记者：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有哪些施展空间?
巴曙松：如果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话，应对的力度就不应低于当时采取的政策，特别是在利率政策、准备金率政策等方面。不过，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滑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更为关键的是启动财政政策，以及推进结构改革政策。
首先，从短期角度看，应当重点防止宏观经济过快回落。从经受冲击最大的外贸外需行业看，要妥善处理好促进转型与防止经济过快回落的关系；应及早加强对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特别是保证部分流动性相对紧张的中小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充足。
其次，从全面应对次贷危机、促进内需扩大和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应当同时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应对危机：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政策主线之一；激发企业活力，改革基础产业和一些准入门槛较高的行业模式，放松准入，以吸引和鼓励民间投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考虑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进入限制；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理顺资源价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