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年认为，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决定允许农民自由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中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关重要。他估计，这项决策将为中国制造70万亿人民币（15万亿2207万新元）的财富。

　　他说：“目前全球经历金融海啸，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此时推动农村改革，是希望通过放宽土地政策，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八亿农民的消费力，形成一个持久稳定的内需市场。如果目的能达到，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的大事。”

　　黄鸿年昨天下午受邀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与展望”论坛演讲时，发表以上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巨大，影响深远，由于是前所未有的实践，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在中国建立起来，但仍存在许多重大缺陷。

　　例如，农民只拥有有限的土地产权；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行业占有垄断地位，妨碍市场的平等竞争；大部分市场要素价格仍然由行政机关规定，各级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多干预市场活动。

　　他认为，中共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但14年过去了，政府内部障碍重重，至今还没建立好，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仍未得到落实，“这是30年改革中最大的遗憾”。

　　黄鸿年也以最近中国毒奶事件为例，说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百多年前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素质》中，批评中国人喜欢弄虚作假、缺乏诚信的状况，至今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他强调，“一个处在信用危机上的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上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政府放宽对土地的控制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参与开发集体土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黄鸿年（中）以矿泉水瓶为例，借用台湾圣严法师的智慧劝告在场观众，面对当前的金融海啸，要面对它、正视它、处理它，最后放下它。右为人力部代部长颜金勇，左为重庆市商业委员会副主任赖蛟。（邬福梁摄）

　　黄鸿年认为，中国政府这项政策强调要改善农民收入，强化农民经济权利和民主权利，推动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发展，是第一次把农村的全面发展提升到如此的高度。

　　“要使农民富起来，就要使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只有将农民的土地由资产变成资本，使它流转起来，农民才能富起来，中国才能‘小康’。”

　　黄鸿年出生于印尼，1960年被父亲送往北京读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下放到农村插队，十年后又回到印尼。1980年，他收购新加坡联合工业集团并出任总裁，十年内将该公司的资本增值了50倍。

　　1991年他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红宝石。由于矢志“运用个人在海外影响力，进一步带动世界华商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积极和中国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贡献”，他将新组建的公司改名为中策投资有限公司（现称中策集团有限公司），表明要把投资策略重点放在中国大陆的决心。

　　1992年，中策开始大举投资大陆，与近百国有企业合资组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机制转换、改革使95％以上的国有企业转亏为盈，企业效益成倍增长。1993年至95年期间，他先后被西安、锦州、烟台、杭州及宁波等地市政府聘为经济顾问。

还有多名嘉宾演讲

　　昨天在泛太平洋酒店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与展望”论坛，是由通商中国、南洋理工大学和本报联合举办，主宾是我国人力部代部长颜金勇。主讲嘉宾除了黄鸿年，还有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马波、仁恒置地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员钟声坚、重庆市商业委员会副主任赖蛟、福建省永安市副市长陈铁晗。

黄鸿年：金融海啸我也烧到手

　　一名观众问黄鸿年如何看未来两年中国股市和楼市的走势，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自己也是人不是神：”这次的金融海啸，我也想不到会那么严重。我去年也感觉到一点，讲实话我也烧到手。我这么多年在中国南征北战赚了很多钱，现在也被‘帝国主义’骗回去不少。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遇到金融海啸，多多少少会断手断腿，只要不会断头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已经发生了怎么办？不要干着急、穷担心，结论就是要‘放下，保重身体，不要想太多’。“

　　他说，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告诉他，有一次在嘉义市选战压力大，向法鼓山的圣严法师请教；圣严法师告诉萧万长，遇到这些问题，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结论是：放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