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馆长陈俭告诉本报，专家学者对二战时期沪上犹太难民数目的看法不一；有些说是2万多人，有些则认为超过3万人。“既然这段历史就发生在纪念馆周边，我们就应该是解释这段历史的权威机构。”

　　陈俭说，从6月6日配合以色列建国60周年启动数据库以来，至今收集到的名字已从原先的600个增加到2000个。除了透过现有记载，纪念馆还向上海档案馆、以色列领事馆、国外犹太社团和政府渠道等获得资料。此外，前往纪念馆参观的游客也是它收集资料的对象。

　　“有些犹太难民的家属在数据库上找不到先辈的名字，感到很失望，我们就让他们把资料填上去，再向相关领馆甄别。这么一来，我们也与在沪犹太难民的后人取得联系。”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认为，数据库所收集的资料固然有限、起不了研究作用，但贵在有联络作用。他说：“近十年，相信还有犹太人的后裔要寻找亲人；他们听说先辈曾在上海呆过，就想到这里寻根。”

　　潘光指出，由于许多犹太难民或其后裔不想提起在沪的辛酸往事，数据库的建设困难重重，“能收集到四五千个数据就很不错了”。

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逃往上海二战期间之所以有大批犹太人逃往上海，主要是因为上海当时是犹太人无须入境签证就能登岸定居的世界唯一城市，它也不要求犹太人有任何经济担保或健康验证，更没有制定入境限额。

　　犹太难民抵达上海时，获得在当地经商多年的犹太商人塞法迪(Sephardi）在金钱和房屋方面的援助。他为难民设立了诊所、食堂、学校和收容中心等。很快的，这些难民也凭着学识，开始在上海虹口区经营商店和餐厅，并且主办文化节目，发行自己的报章。

　　不过，到了1943年，日本在虹口区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强令所有欧洲犹太难民迁入。纳粹德国的不断施压以及日本对犹政策的反复无常，使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整整四年中都深感前途未卜。

　　兼任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陈俭指出：“当时物质缺乏，犹太人来与上海人争公共厕所、争工作，始终没有发生过一起中国人欺负犹太人的案例；犹太人能在此间平静地生活，没中国人帮助是不可能的。这不就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体现吗？”

纪念馆年均游客达1万人次

　　据记载，早在1902年，上海就已经有25户俄罗斯犹太人，他们组织了教会，建造了摩西会堂（synagogue）。随着在沪俄罗斯犹太人日渐增多，摩西会堂于1927年迁往提篮桥地区（虹口区），但仍称摩西会堂，也就是今天的“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去年底，摩西会堂经过一番价值约四千万元（人民币，约860万新元）的修缮工作后重现旧貌，开放了长期展馆，其临时馆则在今年5月完成重建工作。

　　陈俭对长期展馆内一幅名为《除夕夜》的油画尤为钟爱；这幅画反映了在沪犹太难民接受中国邻居邀请，一同欢度大年夜的情况。他说，油画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由于难觅实物，纪念馆中根据书籍和犹太人回忆录等记载，创造出情景雕塑和人物雕塑等。

　　踏入总面积不过80多平方公尺的微型展馆，还可看到七枝烛台、以色列前总理拉宾1993年参观纪念馆时亲笔题词的千斤重石碑、犹太人赴上海的出境签证，以及展现犹太难民在隔离区生活、后来与邻居在上海虹口区重聚等照片。

　　展馆也通过多媒体阐述二战在沪犹太难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因遭纳粹迫害，大举涌向无须签证的上海的经过。

　　纪念馆目前平均每年吸引1万名游客人次，陈俭希望参观人次每年可达10万。“这可不是天方夜谭。我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它面积都没我们大，却每年成功吸引了50万人次。”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坐落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是二战纳粹占领荷兰时，犹太小女孩和家人藏身之地，安妮法兰克就是在这里写出闻名于世的《安妮日记》。

　　“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目前尚缺的，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和能与周遭环境产生互动的旅游线路。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

犹太人曾参与中国革命

　　有关犹太人的研究一般侧重于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等地的历史，犹太人在中国的研究相对贫乏。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认为，研究中国二战时期的犹太难民，对研究中国的犹太人有重大的推进作用，也可同时丰富犹太学研究。

　　他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犹太人如何赚大钱的书，它们都不是严肃的研究，一部分还盗用了他和其他著名学者的名字。“这类书籍的内容不外包含了谈判技巧等。如把犹太人换成温州人，说是温州人致富的秘诀，又何尝不可？”

　　他强调，犹太民族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可追溯到唐朝，当时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先到长安，再到当时的首都开封，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异族通婚、说汉语，慢慢“中国化”。

　　这名从事犹太研究30年的学者说：“中国历史历来是中国人民和其他地方人民交往的历史，研究犹太历史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同样有促进作用。”

近代三批犹太人到中国

　　据潘光研究，近代到中国的犹太人分三批，一批是成为英国公民的犹太人，经伊朗、印度和新加坡前往上海；第二批是俄国犹太人，因为当地内战前往中国，多数到哈尔滨和天津去。第三批则是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主要到上海这个当时出入相对自由的地方。潘光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救犹太难民体现了互助与和谐，体现了善良远胜邪恶。在开封，犹太人和当地的穆斯林（回教徒）和谐相处，因为饮食习惯相近（都不吃猪肉）而相互融合。这些都说明，通过文明对话、和谐相处，世界是可以和而不同的。”

　　这番话与他一贯的论调完全吻合。2006年潘光在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多哈会议上讲演时就提出，许多恶性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尽管当前国际纷争和危机中存在着“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和文化等因素，但纯粹的“文明的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都是不存在的。

　　潘光认为，犹太研究具现实意义，特别是提醒人们不忘记纳粹屠杀犹太人、中国人拯救犹太人，而部分犹太人则成为中国军队里的将军，或参加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他指出，最多犹太人居住在中国的时候相信是1941年，当时大约有4万多名犹太人分布在上海和哈尔滨等地。不过，他们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文革的爆发等而陆续离开中国。

　　然而，随着1978年中国敞开门户，又有不少犹太人前往中国投资和经商。潘光估计，目前在中国（包括香港）的犹太人大约有1万多名，为犹太人在中国的故事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战中国人犹太人情谊

●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1937至1940年）何凤山

德国纳粹残酷迫害犹太民族时，何凤山毅然向数千名犹太人签发了“生命签证”，使他们得以逃离欧洲，躲过大屠杀。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

1920年4月24日，孙中山在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伊斯拉的信中写道：“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和林语堂……

1933年5月13日上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和林语堂等人，一起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向副领事贝连递交《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抗议书。

●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

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在孙中山去世后继续在华工作，成为中国军队中的犹太裔将军，曾积极支持并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 雅各布·罗森菲尔德医生

1939年从奥地利前往上海的犹太难民，1941年离沪参加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工作长达十年之久，1945年后曾任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被称为奥地利的“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