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改革虽然以经济为标榜，实际上却包含了政治和社会的内容。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改变国家控制和调节经济的现象，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则是改变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的现象。改革的结果，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开始转变，党、政、经不再混为一体，而开始有了比较健康的区分，人民的注意力突然从政治转向经济，扭转了过去数十年、甚至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在思想方面，则完全摆脱了“正统”马列主义的束缚，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开放心态，一面向传统文化、一面向苏联东欧体制以外的发展模式找寻灵感，尝试闯开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此，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或国际共产运动史来看，这场改革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的需要，中国极力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且拋开思想桎梏，与一切有利其现代化的国家交往合作，不但使中国与全世界建立起互相合作与依存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消除了国际间的一些紧张关系，增进了和平的机会，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此外，中国的开放也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移向亚洲太平洋区的进程，使战后在东亚地区出现的那种以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整合为背景的蓬勃经济发展有可能延续壮大。已故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曾预言廿一世纪将是亚太区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新儒家世纪”，这个预言能否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维系于中国改革的成败。

“挑战与反应”的延续

　　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当前的改革，可以先借助已故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的“挑战与反应”概念，将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历史，解释为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挑战下的反应过程。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认为，在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下，中国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反应，产生了各种求变的力量；中国这一个半世纪的激荡史，便是由这一连串的挑战和反应，由各股求变力量的起伏与冲突交织而成的。如何找寻一条最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使国家强起来，正是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

　　然而，自19世纪中叶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国家强行逼开以来，中国不是一直面对外来侵略的威胁，就是处于一种内部分裂的局面，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曾经出现过不同的现代化主张，个别当政者也曾尝试过进行改革，但由于内乱外患，有利于在全国基础上有战略、有步骤地推行适合本国情况的现代化改革的那种和平稳定、团结统一的环境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国共之争，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至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有些时候，内部分裂的局面是由于代表不同现代化看法和战略的政治势力互相冲突而造成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就可以从这个意义去理解。

　　中共胜利掌权后，曾经采用苏联的模式进行改革。但那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权衡比较之后所选择的途径，不如说是它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之后，在别无选择之下所能踏上的唯一道路。一名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访美学者刘毅认为，在1949年之后，“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集权程度高而效率低。它不仅束缚了经济发展，而且便利了极左路线的推行。在对外关系上，由于处于直接同美国对抗的地位，中国长期失去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内极‘左’势力的影响。”（见美国出版的中文刊物《知识份子》1985年7月夏季号）因此，没多久，这种改革就被连场的政治运动搞乱了。中苏的交恶更使本来就与美国敌对的中国处于非常孤立的状态，于是中国又干脆关闭门户，闭门造车起来了。从中国百年来尝试现代化的努力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的的确确是大开历史的倒车，使中国在大多数国家前进的时候不进反退，相对浪费了几十年光阴。如果把百多年来动荡的中国比喻为一个摆动中的钟摆的话，那文革时期极端排外的中国应该是它摆到最左端的时候。

历史的转机

　　然而，就像历史上的任何危机一样，文革的浩劫也带来了空前机会，使中国人能够在痛定思痛，冷静反省之后，毅然挣脱阻碍进步的各种条条框框，一面回顾传统文化，一面放眼马列世界以外的广大天地，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团结一致，从头干起。假如不是文革，中国目前这种“离经叛道”式的改革是难以想象的。一名华裔学者杨小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对这一点有精辟的见解：“这场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浩劫不但给中国文化复兴造成了一个空白和可以重新进行选择的机会，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上层结构破坏很大，因此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政治结构的空白。邓小平等老一辈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份子戏剧性地复出，使他们不但不要为过去负责，而且有了一个重新选择体制和复兴国家的机会。”（《知识份子》，同上。）

　　邓小平的确是抓紧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他利用文革的反作用所带来的巨大动能，因势利导，将整个局势扭转过来，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连串极富有想象力的改革措施，在短短的几年内开创了一个中兴局面，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这场改革于1978年从农村开始，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自主权的扩大根本改变了整个农村的面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不但解决了最重要的温饱问题，而且还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谷粮净出口国。农业生产的提高也带动了副业和农村工业，推动了市场经济，使这个80%人口务农的国家的经济突然整个生气蓬勃起来。接着，经济特区出现了，一些沿海城市开放了。1984年第四季，改革的方向逐渐向城市这个比较复杂和困难的地带转移，对经济改革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价格改革终于实行了。1985年9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七五建议”），更强调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而搞活企业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这些改革下，企业的领导和管理概念开始改变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开始出现了，自由市场与计划分配系统并存的局面也开始形成了……。

　　无论从改革的类型，改革的范围，还是改革的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经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革尚未波及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改革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政治改革。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及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意味着党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国家的直接控制也转为间接控制，控制的手段不再是政治思想，而是经济政策和渐趋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治的影响渐渐消退，法治思想开始抬头；理性的经济考虑取代了毫无理性的政治挂帅；人民的注意力，一下子从政治转到经济方面来。

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邓小平于1978年再度掌权，巩固了一个强有力的、具有同样改革思想和决心的“现代化”领导层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出现的。这个领导层的巩固，使改革可以在内部相对团结下，由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在全国的基础上进行，而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也使它可以用一种比较有理性的，既参考外国经验又符合本国情况的方式进行。这些在过去百多年来所没有出现过的条件或特点，使这场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当然，在一场规模这样大的改革运动中，是不可能没有出现分歧意见的。目前，对改革方法与步伐的意见比较明显不同的有两种。以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为首的所谓“改革派”主张大力改革，大胆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他们的一些政策和主张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远大的眼光和高度的灵活性，而以陈云及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为首的所谓“正统派”则对目前的改革步伐和方式表示很大的保留，对改革所带来的一些短期弊病和开放政策产生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则严厉批评，主张恢复五十年代初期那种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比较稳健保守的政策。然而，双方都肯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必要，在大原则上是相同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分歧虽然已表面化，但并没有发生过去的那种路线或权力斗争，而只是表现在公开的争论中。其实，相对于毛泽东时代那种“一言堂”现象，这种公开争论毋宁说是比较健康的，在长期来说也是比较具有稳定作用的。另一方面，从目前的形势看来，“正统派”无论从力量对比和群众基础来看都无法和“改革派”抗衡，只要改革能继续给人民带来好处，又不致使人民的期望增长太快而难以满足的话，中国的政局在可预见的将来应该是可以保持稳定的。

和平渐进：与明治维新的共同点

　　其实，领导层的相对团结和政局的稳定，正是使这场翻天覆地的改革能够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主要原因。这也是过去百多年来的任何改革尝试中所缺乏的条件。即使是配合经济改革而进行的领导层大改组也是通过合法程序和平顺利地完成。在1985年9月的中共第十二届四中全会、全体代表会议和五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中，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百多位元老自动让位，让一批年轻而有专业知识的新血接任，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权力新陈代谢行动。这次新陈代谢标志着干部终身职的废除和暴力斗争夺权方式的摒弃，进一步巩固改革派的地位，也加强了和平渐进改革的基础。

　　和平渐进的方式使改革可以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进行，从而提高了成功的机会。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对这一点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当前的）改革是与历史上许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改变社会的基本体制的改革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可以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比较……也可以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相比较。所有这些改革都可以被称为‘伟大的改革’。”（《知识份子》，同上）他将中国目前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拿来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和日本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候被西方国家逼开门户的，但明治维新的成功，终于使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强国，而中国的“明治维新”却一直没有出现。这是不是一个导致中日两国的发展差距那么大的主要原因，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纽约市韩特学院政治系教授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在一篇讨论中国改革的长文中（美国《外交》季刊1984年春季号）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导人胡耀邦曾广泛阅读有关明治维新的资料。这除了说明中国领袖重视与中国有很多文化共同点的日本的改革经验之外，也显示他们正设法将目前的改革摆在适当的历史脉络中看待，使它与中国的历史一脉相承。

价值体系的真空：传统文化又出现生机？

　　这场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的问题。虽然中国领导人仍旧强调“四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但这是中共继续执政的最起码理论根据和最基本的治国形式，是它在现阶段不可能放弃的。这些“坚持”并不能代表当前改革的精神；更确切地说，“坚持”的实际内容是可以随改革的需要而修改或注入的。

　　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一席演讲中强调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133页）。这一“实践”原则的运用，的确使改革领袖的思想大为“解放”，而在马列世界以外的广大时空自由驰骋，采用了许多有异于正统马列思想的方法进行改革。中国领袖能够毫不忌讳地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促进改革，说明这一原则已经被普遍接受。

　　然而，缺乏一个包罗万象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固然使中国领袖可以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却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近年来开放的结果，中国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良的现象，如非法致富、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黑市买卖等等，类似的情形相当普遍，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种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是经济改革的副作用，是一方面在物质欲望刺激下，另一方面在没有道德价值观的防卫下产生的。

　　其实，这是中国从一个极端——精神第一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物质第一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完全不足为奇的。过去，国家仅仅用精神手段来动员民众，而现在则似乎仅仅用物质手段来动员社会，两者都是不可能持久的极端现象；就象钟摆一样，是终须摆回中间来的。因此，如何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改革中的一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七五建议”提出了一很重要的指导原则：在推进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坚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如何及怎样建设精神文明，对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很大和很复杂的问题。从目前的一些迹象看来，中国领袖似乎正在重新回顾中国的历史，希望从传统文化找寻灵感。在这个背景下，儒家思想又开始受注意了。山东曲阜孔子基金会的设立，北京中华孔子研究所的组成，以及首届孔子学术讨论会的举行，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传统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儒家思想，是一个百多年来中国人争论得最激烈、最不能冷静而有理性地对待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改革如果真能使一度完全被否定的传统文化再度受正视，也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中国人终于能够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传统文化的话，它的历史意义就更重大了。

在共产世界中开了先河

　　除了“回头看”之外，中国领袖也“向外看”——向马列世界以外看。向外看和开放的结果，不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海外市场，也引进了不同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先进经验和优点。这使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领域中超出了苏联东欧集团迄今为止所曾进行过的任何改革的范围。奥克森伯格在上文中指出，中国改革的某些根源来自东欧，但东欧并没有完全实现同等规模与性质的改革。

　　其实，中国改革的许多内容，的确已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制度所能允许的限度，如果它能成功的话，肯定会给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带来很大的冲击。扎戈里亚在上文中就认为，如果中国的改革在将来一段更长的时间内仍是成功的话，对未来的苏联领袖可能会有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扎戈里亚这篇文章发表于1984年初，那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上台。而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出任苏共总书记之后，果然也大力提倡经济改革，试图改变苏联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效率低、僵硬刻板和贪污懒散的现象。基辛格在美苏峰会前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毫不分心地动用全部权力去应付改革。

　　有趣的是，越南最近也传来了经济改革的消息，甚至还考虑进行某种程度的开放，吸引外资。这当然不一定是受中国改革的影响，但越南目前正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改革前的中国相似，有理由相信它会注意实行同类经济体制的国家的改革经验。民主柬埔寨中的主要势力红吉蔑（红色高棉）也已公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接受资本主义，这除了是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形势之外，显然也是受中国经济改革影响。

　　如此看来，中国的这种开先河的改革运动，似乎已经开始在共产世界产生一些影响——至少是间接的影响。如果改革的大方向不变，而又继续取得成功的话，这种影响肯定会越来越大，而使本来就已步伐不一致的共产运动发生质的变化，甚至改写共产运动史。这是这场改革的另一重历史意义。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剧变

　　当然，受中国改革影响的绝不只是共产世界而已。这场改革根本改变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关系，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合作和依存的关系迅速发展起来，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在开放政策下，这个庞大的实际和潜在市场有如一块巨型的磁铁，对世界各国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吸力。这种吸引力，加上灵活的外交政策和务实的外交态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所占的比重很大，而经济关系的加深往往又会促进文化、政治和防务等方面的关系。这是因为经济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增进了人民之间的交流和谅解，提高了和平的价值，另一方面则使国与国之间为了保障经济利益而发展比较稳定和持久的政治关系，甚至在安全问题方面建立默契或进行合作。因此，在经济改革开始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不但和许多国家建立起经济关系，也发展了重要的政治关系。

　　中国与美国、日本、西欧和澳洲等西方国家就已经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关系。中美关系虽然不时出现一些波折，但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在战略上还是联系合作的。美国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考虑之后，最近终于决定取消对高科技产品输往中国的限制，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反映。中日关系也是如此。1985年10月，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了避免加深中国内部主要因为经济问题而引起的反日情绪，不惜在本国付出政治代价，取消到靖国神社作第二次祭拜的计划，就是一个要极力维持这种稳定关系的明显例子。此外，在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似乎也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紧接在中英签署香港协议之后，英国的一个庞大贸易代表团到访了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中英协议的签订，不但解决了香港问题，也为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注入实际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对政治发挥影响的例子。

　　在开放政策下，中国并不只是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而已。随着务实外交政策所带来的中苏关系的缓和（下详），中国也迅速恢复她和苏联及东欧的经济关系。中国和苏联在1985年6月签署了总值达140亿美元的长期贸易协定，中国广邀东欧经济专家到中国讨论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以及中国和东欧领袖互访增加，都是双方关系日增的例子。

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在亚洲方面，经济利益影响政治关系的情形更为显著。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和北京没有建交的国家，都与中国发展了经济关系。西方市场因经济衰退而收缩，以及一些国家因原产品价格下降而收入减少，都加速了这方面的发展。在东亚方面，韩国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1985年11月27日的一篇文章估计，1985年中韩的贸易总值会超过10亿美元。在这种经济关系的影响下，双方的来往有显著增加。两国在现阶段还不能发展经济以外的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担心这样做会迫使朝鲜更向苏联靠拢，而使复杂微妙的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对她不利的变化。

　　除了韩国之外，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间接贸易也不少，1985年的总值估计超过15亿美元（《亚洲华尔街日报》）。与贸易增长平行发展的是到大陆旅行的台湾人不断增加。根据台北出入境事务处的数字，每年平均有2万名台湾人通过香港或其他途径，到中国旅行。

　　在东南亚方面，中国和印尼在1985年签署直接贸易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印尼指中国涉及1965年的流产政变，一向对中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然而，对于中国这个日益重要的市场，她又担心再置之不理会让别人捷足先登，加上石油价格的不断下跌使她的极度仰赖石油收入的经济深受打击，因此不得不改变态度，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在备忘录签署的前后，双方的贸易代表团进行了多年来第一次互访，中国外长吴学谦也受邀到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三十周年纪念会，打破了毫无接触的局面。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总理都在1985年先后访问了中国，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采取务实政策的国家，过去曾经利用优良的地理位置发展经济，现在则利用本身的发展经验和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长处，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可说是很自然的发展。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访华回国后，不再强调中共仍然在道义上支持马共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除此之外，中国也同南亚、中东及中南美洲地区的国家展开日益频繁的经济和外交接触。

　　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在经济开放政策下，已经日益深入地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活动中，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合作及依存的关系迅速发展起来。这种经济关系无可避免地促进了文化、政治、甚至防务关系，也使一些国际政治问题获得解决，并使另一些政治问题有可能解决，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是既深又远的。到目前为止，这种影响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对和平有利的。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调整

　　由于改革而产生的国际影响，还有一个方面，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让她安心进行改革。为了谋求这样的一种环境，她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了非常现实和灵活的态度，在外交政策上有了显著的改变。中苏紧张关系的缓和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调整就是这种转变的最重要结果。

　　中国自70年代初和美国开始接触后，逐渐采取了联美抗苏的外交政策，甚至主张美国、西欧、日木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组成统一阵线，联合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此后，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有增无已，特别是在1979年初越南占领柬埔寨和1979年尾苏联侵略阿富汗之后。这个时期的整个中国外交政策完全以反苏为指导方针，这种强硬的反苏立场使她在外交关系上完全没有伸缩的余地。

　　随着经济改革的迅速进展，以及外交认识的渐趋成熟，中国开始意识到这种没有灵活性的反苏立场并不能带来有利于改革的国际环境。1980年尾，“独立外交”的概念开始出现，并在1981年渐趋具体，到了1982年9月，终于由胡耀邦在中共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以外交政策的形式提出。按照这一政策，中国外交将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不依附任何大国和大国集团，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表现。从此，中苏的紧张关系日趋缓和，双方的来往也明显增加。两国在1985年也决定双方的外长在今年（1986年）进行互访。

　　然而，“独立外交”路线并不一定真的意味着在两个超强之间采取“等距离”的外交。在美苏之中，真正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是苏联，不是美国。同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所能提供中国的经济利益，包括科技、资金、市场等等，远远超过苏联东欧集团。此外，中美之间还有一些重要的共同利益，例如：希望看到整个亚太区继续稳定开放，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不让苏联在太平洋有过份的军事优势；以及遏止越南的区域性扩张等。因此，中国同西方，尤其是美国，实际上仍然维持一种战略联系。不同的是，这种联系不再以反苏联盟为基调，而是一种中国与两个超强的关系渐趋成熟和稳定的表现。这种新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使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大为缓和，从而减少了战争的危险。

太平洋经济的新生力量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的开放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影响，那就是使世界的注意力向东移，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移向太平洋的进程。过去二十多年来，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近十多年来亚细安经济的迅速增长，使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的改革使这种发展锦上添花，而且给它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动力。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报告，太平洋两岸的贸易总值，在1984年第一次超越大西洋。同时，在1973年到1984年之间第一次出现在世界20大出口国名单中的6个国家和地区，全部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台湾、韩国、香港、中国、墨西哥和新加坡；其中5个（墨西哥除外）也名列世界20大入口国榜上。

　　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和成长，范围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一般认为，这种模式是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西方的科技和管理知识交流整合之后的产物。目前，中国领导人对这种模式似乎很感兴趣，这也许是因为文化背景相同的缘故。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接受《知识份子》的访问时，提到了东亚模式的几个特点：政府与企业界紧密结合，收入差距比较小，以及经济发展不一定会使社会多元化（除了日本之外）。他认为，一个非多元的社会也可以有高度的个人主义和经济效率。

　　这些特点显然比较接近中国的现实；和西方经济模式比起来，肯定更能吸引中国领导人。目前，东亚模式所面对的发展局限正是它当初“被逼”发展起来的原因：缺乏资源，缺乏庞大的市场和腹地，以及危机感（以前是政治危机，现在则是由世界经济衰退和保护主义引起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参与和开放，将能消除这些局限，而使东亚经济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这不但能助长东亚模式的壮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西方模式和苏联东欧模式以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也将给太平洋的经济带来新的动力，使它更加蓬勃发展，最终实现预言家所描绘的那种高度发达、繁荣昌盛的美景。

小结

　　中国自1978年开始进行的改革，是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这个转折会不会因为种种主观或客观因素而又出现逆转，是一个谁也不敢妄下断论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改革的每一个进程都为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动能，随着时日的递增，要走回头路已经是越来越难了。中国与全世界重新建立起来的关系，也对任何逆转形成了障碍。

　　这场改革所掀起的巨浪，目前正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随着中国的改革进行了调整，世界军力均势也随之发生了转移。只要改革的方向和势头不变，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肯定是会越来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