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报道指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前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显示相较于改革开放走向或金融危机，土地改革已经是当局无法不正视的问题。

　　土地制度之需要改革，诚然有各个面向，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农地逐年大量的流失使得国务院一再下调耕地保护红线却难得逞。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只要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发展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便一日无从建立。

　　这两个角度固然都要紧，然而中共必须面对土地制度的政治逻辑，却在于“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后果。现有的土地问题，已经累积了太大的社会矛盾，若不尽早拆除引信，最终将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严重的就数官员任意征地圈地所引发的官民冲突。官方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面积高达4736万亩，13年间推算有至少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地农民既没有从征地补偿中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本，又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保福利，大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流民。

征地问题屡禁不止

　　北京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地方征地的冲动依然屡禁不止。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机构在2003年及2004年间的调查显示，农民维权抗争集中在土地纠纷上，土地已经成为农村的首要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2005年4月也指出：“我认为这种征地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已经成为农民最不满的一个领域。”但是问题并没有缓和。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今年6月透露：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今年头5个月，全国土地违法案件2万5153起，涉及的土地面积达到1万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的60%左右和50%，有的高达90%以上。

　　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本次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讨论，其实关键在于对治地方官员征地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2004年以来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有87起因土地而发生的警农冲突，占总数的66.9%。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引述官方统计说，2006年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土地问题无疑是其中一条主要的导火线。

　　胡星斗分析，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流转），虽然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农地产权，但是至少增加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权，遏制官员随意征地的权力。如果配套得宜，还可以增加农民与开发商集体议价的能力，保护他们从土地获得的利益。

　　国土资源部8月对媒体放风说，未来三年每年征地不能超过270万亩。这个被形容为“极其苛刻和严格的数字指标”，已经“得到主要领导的认可”。

　　中共通过土地公有制保障统治基础的立场至今虽然一致，但是内部在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上显然存在争论。总理温家宝2006年宣示，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永远不变！”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做出根本性决定，外界的期待并不太高。

　　可以预见的是，面对持续累积并日益尖锐、大多因土地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中共势必要拿出一定的手段来处理。改革开放的去向固然重要，金融海啸对经济的威胁固然紧迫，缓解土地纠纷所导致的治理危机，才是三中全会的中心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