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状态,它使世界体系从多方面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自我调整;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形成;公民权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渠道有很大发展;文化的广泛融合;国际治理空前发展;国家间加强了彼此间的相互协调;国际机构纷纷建立,等等。在过去20年中已经形成一种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多维状态,并将全球社会关系和经济实体不断卷入其中。
全球化的未来
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还将持续它扩张的进程。在全球贸易扩张、生产链进一步融合、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技术扩散效应增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未来10~20年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据有关部门估计,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将从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7万亿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将从25%提高到34%。
全球化的本质决定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周期、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次序和全球福利分配状况。最近由美国次级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已经帮助人们认识到了经济周期、资本的流动性、资本的扩张性。从信贷危机到石油涨价再到粮食安全,人们意识到繁荣背后的真实。未来,全球化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问题、经济危机也会间歇出现。
全球福利的分配是按照资本的多少进行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20世纪60年代,穷国与富国的差距为30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扩大到150倍。世界上最富的20%的人口与最穷的20%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
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福利的分配将有所改变。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高速增长,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将提升,发展中国家GDP可能会从2005年的8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从23%提高到33%。但贫困并不会消除,全球赤贫人口(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分布将出现重大变化:东亚和南亚所占比重显著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全球化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会发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已经发生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足以说明世界制度体系的危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依旧会很尖锐,但同时,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在加深。一些发展中国家会脱离边缘地位,向世界中心靠拢。
那么,全球化是否仍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框架呢?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部和美国思科公司发表的“展望2020年经济、产业和公司趋势”研究报告预测,未来15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前景。其中出现“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几率达65%,而出现停滞、倒退的几率分别为10%、5%。全球化仍需要全球治理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立场
全球化之未来,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确定中国的战略前,我们应先破解全球化的二重性,即我们是否应该反对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我国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当然要继续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所以,基本的生产力发展战略定位应是既要融入经济全球化,更要立足于本国经济,重视国内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这样的战略定位要求我们既不盲目排外——这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也不对外依附。要学会培育、促进国内生产力发展;更要研究全球经济发展规律,避免金融危机,保护国内产业安全。
上世纪90年代,受“韬光养晦”观念的影响,中国埋头于“干自己的事”,就是抓经济建设,当时的中国拒绝世界大国的定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也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世界大国的地位,只是恰到好处地表现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参与者。但近一两年,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矛盾越来越突出,生产力层面的矛盾在生产关系方面的集中反映表明国际机制开始失灵。如何面对全球化中的新问题?要求中国正面应对。
中国在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后,应该有战略上的重新定位,即应该更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既要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应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我们尊重国际多边体系,同时我们也承认国家的地位,并认识到国家和国家之间在体系中的矛盾。在矛盾处理中,我们应知道“本国利益”的大小受“共同发展”制约,我们呼唤在全球化的动态过程中,更多的国家发展起来。
今天国际机制的失灵是以“美国方式”为主的西方方式的失灵,更深层是西方文化的失灵。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扮演好发展中大国角色的同时,中国应主动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和谐”理念。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大国的兴起往往伴随着一种新的世界理论的诞生。“和谐”理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理论表述方式,应该把公平、共赢、共同发展这些理念传递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