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美国金融市场链条自上而下，各组成环节都有代表性机构陷入危局。

　　于是，在国际，逐渐有了些要求中国等国参与救助的声音；在国内，讨论者则又习惯性地开始“阿Q闹革命”，或欢天喜地以为国际货币秩序要改天换地，或摩拳擦掌地筹划抄底。需要提醒的是，即使华尔街危机当真对中国构成一定机会，也至少先要廓清三个问题——美国本次金融动荡的性质、中国最关切的利益以及所谓机会的真实内涵。

　　就美国本次金融动荡的性质而言，客观地说，对该国经济，仍属皮外伤，至今未伤及筋骨。尽管美国消费持续萎缩，但其制造业的出口仍呈现增长。本质上，所谓动荡仍是此“金元帝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产物，无涉实体经济。是美国1990年代之后的“产业空心化”所导致的过剩美元泛滥，倒逼美元资产“创新”过度，酿成了此次泡沫破碎的恶果。不容忽视的是，美国经济的修复能力仍在，这等同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能力仍存，一厢情愿地过度悲观并无必要。从1950-1960年代开始，美国依靠强权建立围绕美元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后，这个体系已经遭遇过多次挑战。目前的多数分析都认同，美国次贷危机根源在于房地产价格调整。而在1980 年代，美国储蓄信贷机构危机恰与目前颇多相似之处，昔日历时年余，关闭数百家金融机构、损失数千亿美元后，美国的金融市场重新步入上升通道。经验表明，美国的军事、政治实力是为其货币与资产信用、价值背书的真正的“看不见的手”。大众记忆中的美国经济波段成长动力，其实与所谓经济理论、技术创新均无本质联系，不过是由某次人类自相残杀的“世界大战”胜方——美国所制订的游戏新规则有利于自己“坐庄”而已。目下，这场游戏仍在继续，中国持有的上万亿美元筹码即是明证。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美国的债权国家也不会乐于采用“自毁”方式来创造一个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新世界”。

　　既然盲动不可取，中国就应审慎评估自身定位，从此出发再来评估有关机会的价值。经过三十年开放改革，中国确已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但在产品分工环节仍处于下游：制造业的边际利润较低，农业领域的隐形失业率高，第三产业吸收就业能力已近乎饱和。中国经济整体的效率水平亟待提升。特别地，作为后起国家的中国，资产总量、结构仍有待提升，货币和资本市场体系仍不甚健全，其广度和深度都尚无法支撑人民币立即进入世界货币序列。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币都需要较长时间来获取世界多数国家的信任。从这个角度看，“彼可取而代之”的说法固然豪迈，但因其纯属滥言而不具建设性，不靠谱的成色反倒十足。试想一下，倘美元中心货币地位崩溃，美元资产价值归零，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人的中国国家财富水平是否也会出现严重下降？那么，与之相关的人民币估值是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这还未考虑到世界贸易计价体系的紊乱对中国进出口的冲击，而在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早已超过了70%。

　　显然，尽管当前美元和美国资产已遭遇到相当程度的信心挑战，乃至正面对相当严重的危机，但美元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中心货币地位仍未遇到根本挑战，或至少到目前仍无可取代。这就意味着，中国仍应从商业性、盈利性的角度来思考有关机会。考虑到至今美国金融体系的动荡已牵连几乎所有的机构类型，似可考虑试探性地进行一定资金规模的投资，或与其他国际机构协作“救市”。这在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如考虑到美国政府对部分机构所赋予的国家信用，当前启动对外投资的风险较之以往也相对更加可控。

　　无论怎样，当前都不宜高估美国金融领域正在发生的问题，或将美金融领域的资产泡沫破碎、机构营运出险乃至因信心危机所导致的投资者“羊群效应”特征当作其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乃至误解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危机。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我们所审视的投资对象估值函数发生目标错乱。平心而论，中国崛起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晰国家角色的同时平抑机会主义心态尤为重要。如果华尔街危机为中国确实带来了机会，那么，如果中国评估失当，误读了有关商业机会的内涵，则也可能“因小失大”，造成不能充分地利用机会；或可能“舍本逐末”，而对真正的机会视而不见。

　　俗谚有云，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行动之先，不妨多问自己一句，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