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多年前被动接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到现在主动接迎全世界的来访，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人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结晶之一，更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之一。众多论者形象地比拟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意味着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从仰视变为平视”，民族自信心大幅提升。锻炼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达观心态，也许是北京奥运会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实惠。

　　中国人一旦对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开始“平视”，那就能更客观而平实地横览全球，纵观历史，实事求是地正视现实问题，处变不惊地筹划未来前程。有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自信，人们更容易看到中国自身体制的局限和世界对中国的某种封闭。跨越了这两个坎，中国就会创造新的“世界记录”。

从“俯视”到“平视”

　　北京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对强势的西方社会从“仰视”到“平视”的转变，人们也许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中国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完成政府对大众从“俯视”到“平视”的变革？这正是中国需要跨越的第一个“栏杆”。

　　印度政治学家纳拉帕特（M.D.Nalapat）对东西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结论：欧洲在过去几个世纪之所以在世界上获得强势地位，在于拥有一个比中印更为公正的社会制度。欧洲是“水平社会”，把其他人看成是不同但平等的，政府只是代理大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中印则是“垂直社会”，持一种阶层的观点，把其他人看成有高有低，政府凌驾于大众和社会之上。因此，“水平社会”向中印的传播，加上两大文明的生命力，将是这两国的潜力所在。

　　中国从“垂直社会”到“水平社会”转型的努力，是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开始的，“三民主义”可谓中国走向民主化的第一个药方。但是，孙中山的继任者却背弃了这个理想，加上日本的入侵，蒋介石政权成了“垂直社会”的强力维护者。于是，中共领导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人展开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共虽在“水平社会”建设上多有成就，比如实现了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制衡强权、独立自主，但1976年前是一个贫穷、噤若寒蝉的“水平社会”，个人崇拜、领导终身制等是其显著特征。

　　过去3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推进“水平社会”最富成效的时期。邓小平的改革是一场“还权于民”的革命，把经济发展权、对外开放权、自由思考权、人生选择权等交还给大众，民间便释放出强大的活力，把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推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新台阶，“超英赶美”成为现实，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经济、人权等从“资产阶级自由化”演变成“人类普世价值”，并且称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成就不仅为更为深刻的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准备好了思想基础。

“还权于民”最为关键

　　但是，中国的“垂直社会”结构却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政府“俯视”大众和社会的程度在强化。各级政府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掌握着各种发展资源，在成功领导了国家经济复兴、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培厚了权力资本，演变成如今的“金字塔型”垂直社会，政府是中枢，周围形成或分布着利益集团、企业家、中产阶级等“新阶层”，越与权力核心接近的人或机构越容易在利益分配中优先得到好处。当官掌权的含金量提高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利益协调的职能有所退化，信誉下降。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环境破坏严重、腐败现象有增无减、民间群体事件增生等，都与这种体制有关，成为持续发展的障碍。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已提出一系列治国新思想，从“以人为本”到“建立和谐社会”，从“科学发展观”到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等，力图把执政目标从“经济增长是唯一”，扭转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上，推动各级政府官员对普罗大众“平视”，甚至“仰视”。

　　在政策层面，中央政府决定免征农业税、停止征收个体经商税、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扩大医疗、教育和退休金的投资等，是“还利于民”的具体表现。在体制改革上，扩大差额选举、公推公选、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开始尝试，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上准备作为。汪洋今年初在广东省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潮后，张春贤近日在湖南进一步阐释新一轮思想解放是在继续“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如何进一步“还权于民”，是中国政府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权于民”是政治民主化的另一种表达，不仅意味着政府角色的变化，更意味着政府过分集中和强大的权力被分散，让社会和公民强大起来，实现向“水平社会”的彻底转型。那么政府该还哪些权呢？资源配置权、公民参政权、舆论监督权、自由思考权、政府官员挑选权等应当包含其中。

　　实现“还权于民”并不意味着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西方的多党制只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范式，不能把民主制度和西方体制划等号。不过，中国需要以“邓小平的胆识”去探索和推进民主体制的创建，政府要忍痛割爱权力，抓住百年难遇的良机向“水平社会”快速转型，降低社会的官僚化色彩。实现了“还权于民”、“还政于民”，中共不仅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且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两岸统一有了坚实基础，国际环境更为有利。

突破“向中国开放”的障碍

　　如果说创新政治体制是内政上需要跨越的“栏杆”，那么如何突破“世界向中国开放”的障碍则是外交上需要跨越的“栏杆”。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可以用“全方位”来形容，但世界对中国的开放却是有限度的。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障碍，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进出口贸易、文化扩展等方面设限。这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一些人对中国的富强“不舒服”，总需要奇谈怪论和荒诞行径来表达，但中国需要理性地突破。

　　中国需要警觉的是，一些国家正利用体制漏洞、法律漏洞来用中国人的手制约“中国创造”走出去，在科技交流、产品出口、环境保护、能源进口等方面设下陷阱，让中国企业吃哑巴亏，从而保护本国的利益。更需要关切的是，中国价值观或者说软实力在开始影响世界时，将会遭遇西方国家微妙的抵御甚至污蔑，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取得经济奇迹，并且在民主化道路上闯出新景，将是对欧美文化世界主流地位的挑战，或者说是推动世界走向和谐的新主流。

　　我们知道，强国地位从来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和政治、文化、国民心态等“软实力”共同支撑的，世界对中国软实力所设置的障碍，相对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纠纷等，将会更加隐蔽和微妙，需要中国人精心鉴别、智慧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