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我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治史修史，一直都有重视当代史的传统。孔子作《春秋》，不仅写“所传闻世”，而且写“所闻世”和“所见世”，历史时限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也就是说，鲁国的国史，孔子从古代一直写到“当代”。司马迁作《史记》，也写到了“当代”。而近人魏源的《圣武记》、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也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成功例证。另一方面，封建时代“为当朝者讳”的“后代修前代史”、“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思想禁锢和“潜规则”，在当今时代已不复存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1848—1851年法国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的历史经验总结，“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的成功典范，成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史得以时时借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国是文明史没有断流、同时历史记录也没有断流的国家。当代中国史的学术研究，不过是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了这一历史传统。但是，对于“当代人写当代史”的艰巨性、复杂性，我们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史料全面性方面的限制。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当代人写当代史，一方面史料资源有其特殊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优势，这是一个无限的变量，处在不断涌现、不断补充、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中，如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历史现象的亲历者和当事人的活生生的口述史料，大量的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的“原生态性”，这是后代修前代史所无法比拟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史料资源大多没有经过沉淀和过滤，没有经过严格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整理和加工过程，在实际研究中真正可以利用的相当有限。　　

 

　　研究对象“零距离”和“没有沉淀和凝固”状态的限制。当代中国史是中国通史研究领域唯一没有下限的“断代史”，是昨天的现实即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即明天的历史的现场性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尚处在逐步成长、成熟的过程中，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及其历史影响还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结构性的矛盾、规律性的制衡、本质性的特征等都还没有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所以，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对历史真实的相对追求，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修正、不断深化的逐步接近和走进客观真理世界的过程。

 

　　研究者“当事人”身份的限制。历史研究讲求研究者的客观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恰恰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主体之间、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处于“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的状态，研究者都是时过境未迁的同一时空背景下当代中国史的“当事人”，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都有着千差万别的主观感受和带有感情色彩的个人记忆。研究者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可能难以反映出历史现象本身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总之，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有一定“时效性”的历史研究，是为将来“长时段”的历史研究而保存历史记录的奠基性、积累性、阶段性、开放性的可持续研究，应该也必须有正常和健康的学术批评、学术讨论、学术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