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对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曲折认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党带领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也标志着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这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中共八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中共八大强调了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但是，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波匈事件”,特别是1957年中国出现“右派进攻”事件之后，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开始出现了波折。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会上虽有较大争论，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后，毛泽东的意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强调阶级斗争，1969年中共九大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但是在这期间，党内不少同志对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逆境中的党内著名理论家张闻天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张闻天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了艰难的努力。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当时党内的“左”的错误进行了长期的艰难斗争。在1966年中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时，周就为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与林彪和江青集团进行了较量，他在与陶铸商量后，提出了“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等主张。在“文革”期间，周恩来始终抓紧全国的工农业生产，针对当时干部不敢抓生产的实际情况，他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同时，又对各种破坏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思潮和错误行为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和斗争，防止了国民经济的崩溃，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1975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向世界宣布：“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可以说，周恩来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主持了全面整顿工作。他强调把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要求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还组织理论工作者有力地驳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影响极坏的所谓“唯生产力论”、规章制度是“管、卡、压”、按劳分配是“物质刺激”、讲求经济效益是“利润挂帅”、对外引进是“洋奴哲学”、学习科学文化是“白专道路”等谬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纠正过来，在可能的条件下开始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国内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这本来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然而，由于整顿工作在许多方面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势力的利益，不仅遭到江青集团的强烈攻击，而且逐渐为毛泽东所不容，整顿被迫中断。但是关于党的“中心工作”的探索及争论并没有结束。

　　十年噩梦后，我党历史使命意识的猛醒

　　党的中心工作发生“文革”中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

　　由于客观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求执政党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却偏离了中心任务。这一错位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以严重激化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就是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这是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同江青集团进行的较量。但从更深的层次分析，实质是我党和全国人民为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百年历史使命而进行的一场激烈抗争。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抗争虽然受到压制，但党心民心却在凝聚。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经过复杂激烈的斗争，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伟大历史转折创造了机遇。

　　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是当时党内历史使命意识猛醒的杰出代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10月12日，胡耀邦就让人转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的大好时期，并明确地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1977年5月，华国锋曾强调说：“把我们的国家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变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足以影响上百万人命运甚至国家前途的报道，向全国昭示恢复高考，而恢复高考是为了快出人才，加快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大战略任务，完成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党内其他领导人，如李先念在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也都有类似的表示。可以说，强调“中兴伟业”和“伟大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 “文革”十年噩梦后，其历史使命意识的伟大觉醒。

　　我党对执政经验的郑重反思

　　我党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纠错意识和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的执政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责任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反思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问题。1978年5月在党内及理论界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关系整个中国政治大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进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作思想理论准备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我党开始对自己执政及如何执政进行认真的反思。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在东北各城市及天津、河北唐山等地，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北方谈话”。他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从执政的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强调：“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这次北方之行的多次讲话，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其重要观点后来形成为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也就是实际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的主要内容。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也指出许多同志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革命”思想准备不足。说这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他继续说：“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来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陈云也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情况，他说：“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以上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执政30年的认真反思。可以说，经过这种反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思路已经清晰，这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以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依据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要通过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历史转折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首先要搞清楚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基本国情及其社会主要矛盾，以此来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这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和安排问题，而是关系到战略全局和战略方向的大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认识水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中央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讨论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次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会议上，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提出质疑，认为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许多与会者在讲话中指出：从历史考察，工作重心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本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就应该开始这个转移。经过认真、郑重的讨论，全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八大已经提出却一直没有完成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从而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已经走出20年“左”倾错误的误区，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就为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总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就这样，我党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并付诸实施。从此，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