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西方的坚船利炮对中国的征服，使中国文化的底气不足。国人的历史挫折感造成的文化自卑，妨碍了自己的哲学对话姿态的确立。中国的哲学长期以来处于失语状态，尽管有着大量的言说，尽管有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和《体用论》，有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但在总体上却并不拥有发明权和话语权。事实上，国人的自我判断有失真之处。因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启蒙语境下被低估甚至遮蔽。随着后现代的来临，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启示价值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自我迷失，也迫切需要重建文化认同的根基。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使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从而为恢复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和精神内核。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不能不需要一场文化的复兴，而这首先要求一种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自主性的日益自觉，使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成为中国学者的强烈诉求。

　　笔者认为，同科学的情形相比，哲学创新有一个特点，即它不是积累性的，这不太像经验科学那样，可以通过积少成多，最后孕育着总体上的质的突破。哲学创新归根结底是元哲学层面上的重建，可谓“一是皆是，一非皆非”。所以，元哲学层面上的突破就具有了前提的意义，需要先行地着手。否则，就将有可能在原有的语境中徘徊不前，即使发生过再多的具体讨论也无济于事。原创，元哲学的创新尤其带有前提性的意义，有必要先行地考虑并诉诸思想的实践。解决了元哲学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将最为集中地体现在“问题”、“范式”、“话语”等不同层面。在一定意义上，这三者也是元哲学预设的展开了的表现形式。“中国问题”的自觉提出，“中国话语”的自觉建构，“中国范式”的自觉生成，既是中国哲学原创性发展的前提，也将构成这种发展的本身。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他还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中国和中国哲学来说，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问题”不仅仅有一个时代性的维度，还有一个民族性的维度。在哲学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也更有意义和价值。因为给出一种答案不过是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之一种，而提出问题却意味着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从而标志着一种“格式塔”转变的来临。哲学境界在极至之处当然有超越中外古今之隔膜从而达到会通的可能性，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哲学又总是需要立足于哲学家之此在性的处境并以此处境作为问题提出来予以追问并回答。所以，哲学的原创不可能逃避时空坐标对哲学家的约束。再者，哲学之研究只有返回到当下现实的原点，才能真正完成自身，也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要紧的在于，当今中国在哲学意义上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就此而言，强调哲学的问题意识，乃是中国哲学原创性发展的必要准备。

 

　　在哲学上，只有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才能够在言说层面上真正拥有话语权。我们受西化的影响至深，这不仅表现在观念和价值偏好上，也表现在言说方式上（例如我们的哲学深受翻译体的影响），以至于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格式化为西式哲学的复制品。当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语言”和“中国气派”的期待，其实就已隐含着民族化的深切追求。西方哲学来到中国后“水土不服”，甚至连“中国哲学”的称谓能否成立都成为问题，这意味着中西文化在运思方式上的确存在着某种异质性。因此，那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靠秕贩西方哲学来支撑门面的做法，只能阻碍哲学的自主性。思维经济原则告诉我们，在已有理论尚未遇到挑战时，提出新理论就是缺乏理由的。所以，欲创新需要先总结一下迄今为止有关领域已取得了哪些进展，究竟还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难题（真问题而非伪问题）和不完备的地方，由此再引出自己的观点，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一些。当原创性成为时代诉求时，种种伪原创的赝品必定鱼龙混杂地泛滥。它们要趁机搭上“原创”的“便车”，谋取虚名。还有的或者热衷于摆花架子，或者以拾人牙慧而沾沾自喜，如此等等。这类哲学作品在形式上可谓要什么有什么，一应俱全，唯一缺乏的就是独自体贴出来的干货。

 

　　哲学研究范式是哲学学派得以形成的标志，是哲学学派得以整合和认同的原型，也是哲学学派孕育成熟的衡准。不同范式、不同学派之间的和平竞争、平等对话、相互辩难，是哲学创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恰当而健全的学术格局和学术生态的形成，有赖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自觉建构。当然，从根本上说，哲学学派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塑造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消极后果。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可以无所作为、袖手旁观、消极等待，而只是说不应急于立山头、挂旗号、划圈子。在学界倘若不能抵制那种文人相轻、党同伐异的陋习，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风气和秩序。只有在适宜的氛围中形成的学派及其内核——研究范式，才可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对于哲学的创新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而紧迫。

 

　　诚然，哲学上的创新着实不易，因为在各种可能性几乎被尝试完毕之后，再标新立异，机会殆尽。但正因为这样，创新则更显得弥足珍贵。这首先需要勇气，还需要实力。二者缺一不可。在创新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情形：一种是人云亦云，不敢越雷池一步，师古而泥古，美其名曰“述而不作”，冒充学术上的严谨，掩饰创造力的苍白和贫弱。另一种则相反，目无前人，横空出世，全然不管已有的成绩，这表现为黑格尔所批评的那种“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这些都是不足取的，因为它们都严重地妨碍或腐蚀着真正的创新。对于哲学创新来说，人的“慧根”深浅之类的先天条件无疑是根本性的，但它究竟能否充分而自然地展现出来，则往往取决于后天的条件，这既包括现有教育模式是否有利于人的创造力的诱发和训练，还包括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能否足够地宽容并保护个人的创造包括思想的创造。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全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塑造论哲学体系。应该说，这个体系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哲学探索，它所体现出来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肯定。这是哲学创新的一种带有个性色彩的有益尝试。这个体系以“塑造”概念的哲学化为基础，着眼于解决形而上学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分裂问题，在借鉴哲学史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吸收不同知识门类的成果，试图建立起一个思想系统。当然，这一尝试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也许会引发学者们的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但重要的是它毕竟有了一个开始。我们期待着中国哲学原创时代的真正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