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文明的眼光来看，文化并不“崛起”，而是形而上的“道”，正像《老子》所说，“上善若水”，“居善地”（选择高尚立场），“心善渊”（内心深度如深渊），“正善治”（政治像水那样有条理），“事善能”（办事像水那样能干），“动善时”（像水那样见机行事），“夫唯不争故无尤”（像水那样与人无争而不犯错误），这就是对“文化”的深度了解。

　　中华文明认为“文”和“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修养。《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思是：“文化”是对人的朴质性质的加工。刘勰的《文心雕龙》更说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政化贵文”、‘多文举礼“，他说的’文”是把文学写作与文化溶于一炉，也是把文化提到神圣高度，和匹夫之勇的“力”风马牛不相及。

“文化”和“力”的混淆

　　人们为什么会把“文化”和“力”混淆起来值得研究。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第七部分，其中心思想是：“建設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要“弘扬社会正气”、“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却说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还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这《报告》虽然是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宣读的，却是凝聚了成千上万中国统治精英的智慧。我们仔细阅读就可以看出：在这一部分的文字中，只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认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不是从文化本身考虑，而是从国际关系考虑，似乎不是中国文化专家的高见，而是政府智囊中精通国际研究者的投入。

　　在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中经常看到：“软实力不仅是推行政策的手段，更是重要的国家战略要素和战略选择。”“强化运用和建设国家的软实力，实际上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构成。”“和平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即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文化力、移民力……”，不一而足。

　　一看就知道，他们说的“软实力”和“软权力”是对英文“soft power”的不正确的翻译，要把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三十年来为了巩固美国世界霸权而发明的“soft power”理论移植到中国的发展上来。其实，约瑟夫·奈很清楚地说明他用的不是自卫性的“strength，实力”概念。他解释说：“字典告诉我们，power（强力）就是有所作为与控制别人的能力。简单地说，强力就是能随心所欲的能力，能够影响别人行为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是“左右别人的选择的能力”的“个人魅力、文化、政治价值”这样的“无形财富”。这和《十七大政治报告》发展文化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

“软强力”只能制造仇敌

　　《纽约时报》2006年5月14日刊载的约瑟夫·鸠夫（Josef Joffe）的《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软强力的风险》(The Way We Live Now：The Perils of Soft Power)文章指出约瑟夫·奈想用美国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来代替轰炸机的所谓“软强力”，并不能“加强世界对美国的爱戴”，只能“制造仇敌”，“从越南到伊拉克，美国的文化扩张变得无孔不入，对美国软强力的憎恨也如此。”

　　中国传统重“文”轻“武”。古代中国人以“大”（强人）和“弓”会意造成“夷”字来形容外国人，又以“文”去感化他们，这就叫“文化”。《论语·雍也》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的意思是：强大尚“武”的齐国会向更高的武力弱但文化发达的“鲁”的档次进化，鲁国则会向更高的“道”的文化境界发展。

　　孔子这话对现代全球政治发展十分中肯。原来是“齐”的欧洲列强，现在都变成“鲁”了，美国却仍然停留在“齐”的“霸权主义”状况。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研究员卡根（Robert Kagan）把这一重大区别形容为：“美国来自火星，欧洲来自金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英美双重国籍的曼恩（Michael Mann）教授形容美国是“21世纪第一个失败帝国”。许多欧美的开明学者都认为约瑟夫·奈的“软强力”是救不了美国的。

　　中国早就是“鲁”——文化发达的礼仪之邦——怎么又把美国行之无效的“软强力”祭出来去效法美国逞强而倒退到“齐”的境界去呢？中国统治精英这样受西方精神毒素的误导比普通老百姓吸收西方色情、暴力等文化糟粕更加危险。正是这种误导使得举办北京奥运一开始就产生好高骛远的动机，直到西方舆论借奥运大搞“文明冲突”才清醒过来。奥运要成功、要弘扬中华文化，一定要把“软强力”、“软实力”的观念从指导方针中清除。

晋代衣冠成古邱

　　担心“传统文化衰落”和“复兴传统文化”的论调都有逻辑思维的缺点。宋人形容唐诗人孟浩然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说明文化的繁荣不能根据传统而依样画葫芦，必须从当代生活中创造出来。传统“衰落”（褪色）是自然现象，不能使已经变成“古邱”的“晋代衣冠”复兴起来，但中华传统的文化沉淀是不会失踪的，它会像人体的基因那样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既要避免“东施效颦”、随便捡起西方鸡毛当令箭，又要与时俱进、反对复古。我们把《周易》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应用到现代生活中来，可以把文化建设分成“器”的硬件和“道”的软件。当前中国政府大力搞“文化产业”发展，是“器”而不是“道”，如果“道”的软件不蓬勃发展，文化是不会繁荣的。但这软件的发展不能自上而下。政府与社会统治精英应该大力营造文化发展的便利条件与宽松环境，使中国十三亿“臭皮匠”都变成“诸葛亮”，那样才能使中华文化重新达到唐朝那样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