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三四年前，“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难题，曾经引发有关改革发展的社会大辩论。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上学难”的问题已经因为全免学杂费而大大缓解。也是在9月1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指出，全国卫生系统要全面推进以三大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和一项基本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重点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并将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用三年时间探索出公立医院改革思路，既要切实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减轻其经济负担，又要调动医务人员增加服务和改善服务的积极性。

　　这些改革努力，也是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的核心诉求的敏锐感知和迅速到位的反应。这些举措调整了此前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牵扯社会大多数的民生问题上，重新通过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老百姓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遭遇的种种困难，让改革成果惠及社会大多数人，促进社会公平。

　　这些改革不仅仍然是改革的继续深化和推进，而且是近年来最重要、最受公众支持和好评的改革。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改革本身的转型，提示了一个最基本的“改革学”道理，即如果要追求社会公正，要让社会大多数人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就必须要靠政府的介入，要有公共财政的大量投入。如果寄希望于市场之手到未来的某个时间，自然会让大多数人都看得起病，上得起学，那么等得起的人不会有多少，三四年前中国的社会公众就已经等得不耐烦，明智的执政者不会为了试验一些教条而牺牲一代人的幸福。

　　现在很少有人会公开反对让大多数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的改革诉求了，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些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一些资深经济学家对改革经验的总结却是，要实现大多数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的社会公正，政府就不能再介入经济运行，民众最好还是在市场机制中等待均衡时刻的自动到来，这一进程不能再耽搁了。不过，这种专家话语有点言不由衷，其实可以说得更坦率一点(在改革转型之前他们一直就是这么说的)：市场机制应该成为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运行机制，经济效率最重要，社会公平自然会实现，也可以兼顾；至于多数人的分享，这并不是现代经济的主要政策目标。

　　如果说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仍在进行，这个辩论的要点就是，大多数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等等“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应该成为政策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是需要政府介入，还是要排斥政府介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不支持改革开放，关键问题只是，是否认同近年来追求社会公平和平衡发展的改革大转型，是否认为科学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也是改革开放。至于那种动辄认为会回到1976年以前的警示，不过是为了回避这一真正问题的虚张声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