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中国派往阿尔巴尼亚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历任中央领导人阿语翻译，中国驻阿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在三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他亲眼见证了中阿关系的“春、夏、秋、冬”。通过这本著作，读者可以对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形成比较明晰的认识。

　　１．中阿关系的起点很高

　　新中国成立前，神州大地上几乎无人知道阿尔巴尼亚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度。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这个亚洲大国与阿尔巴尼亚这个欧洲小国，彼此间素无往来、互不了解，当然也不存在任何瓜葛和历史遗留问题。

　　这种状况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变化。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赶走了法西斯占领者，１９４６年正式成立人民共和国。阿共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经常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情况。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

　　１９５４年是中阿关系发展的重要年份。两国出于共同利益，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在落实建馆协议的同时，双方的第一项交流活动是互派留学生，阿方来两名，我国去６名，笔者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当时正值两国国庆“逢五逢十”周年。双方都决定邀请对方派政府代表团出席庆典。阿方向中方作了三点重要表示：一是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霍查、谢胡、列希等都将出席中国大使的国庆招待会；二是派外交部长什图拉率代表团前往北京；三是阿首都和外地一些单位将为此举行报告会或庆祝会。可见，双方为发展两国关系迈出的步子起点很高。

　　为显示对阿尔巴尼亚的重视，在什图拉外长率团抵京之际，一个６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这个１００多万人口的小国的外长。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什图拉，在谈及现代化建设时，他谦逊地称：中国虽大，但像一只动作慢的“大骆驼”；阿尔巴尼亚虽小，但象一只迈步快的“小老虎”。这令阿外长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颇受感动。此后，李先念副总理在回访阿首都地拉那期间，也向阿领导层作了表示：新中国愿意力所能及地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尽一些国际主义义务。

　　中阿之间的人员交往和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就这样启动了。

　　２．中方赠送三批大礼

　　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批礼品是什么？说来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送出了一份“有声有色”、“可视可听”的大礼。其内容之妙是阿方始料不及的——周总理会见阿外长时，听到客人讲起中国国庆之夜的焰火晚会美不胜收，遂当即决定，为了让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自己国庆十周年时获得一次同样的享受，中方将向阿方赠送一批自产的焰火，并派专人前往地拉那培训阿人员“放花”。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地拉那迎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节日之夜。成千上万的市民齐集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只见五色火花满布夜空，绚丽夺目。焰火晚会上，我的两眼看到了歌舞载道和“落霞”坠天；我的双耳，则灌满了阿国广大群众对中国的热情赞美。是夜，心潮澎湃的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千红万紫首都夜，

　　彩焰纷飞散九天。

　　佳节全民今享受，

　　阿中友谊美开篇。

　　中国赠阿的第二批礼品同样是阿方不曾想到的。１９５５年阳春，中国在地拉那举办了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制品展”。无论是展览规模还是展品的工艺水平，对阿尔巴尼亚来讲都属前所未有。参观人群络绎不绝，从阿党政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群众都大开眼界。特别是，当得知中方决定将全部展品无偿赠与阿方时，人们纷纷在留言簿上赞美道：“这些展品体现了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艺术天才，更表明了阿中友谊情深义厚！”

　　中国赠阿的第三批礼品分量更是非同一般。１９５５年３月３０日，阿《团结报》发表了编辑部主任安德烈·格拉斯的文章《伟大中国人民的礼物》，报道了日前由中国运来的６５００吨小麦、４０吨锡等物品，而且预报了稍后还将运来成百上千吨白糖、大米、奶粉、丝绸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物资。此举有效缓解了该国百余万人口凭票定量供应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紧张状况。阿领导人感谢中国解决其燃眉之急，《团结报》则盛赞中国慷慨好义。

　　格拉斯的文章经我译成中文后，《人民日报》于同年５月２日做了全文转载。翻译和发表此文对我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我当时才学了半年阿尔巴尼亚文。我心中暗喜：自己也开始为两国友好服务，用行动参与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了。

　　３．助阿“革新”饮食文化

　　在中方的关心下，阿市场上主要食品的供应紧张状况获得缓解，副食及肉类奇缺的难题又突显出来。由于阿国人口８０％左右原属穆斯林，牛羊肉供应不起，猪肉又不便提供。在此情况下，我方应阿要求帮助其养鱼。

　　有人或许会问，阿是个倚山面海的国家，难道还会缺少水产资源吗？说来也怪，一些当地人告诉我们：亚得里亚海中的鱼大多被西岸的意大利通过某种“先进办法”吸引过去了，导致阿渔业越来越不景气。这个说法当然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问题主要是：阿缺少先进的海上捕捞设备和技术，而我方对此也不能有太大的作为，显得力不从心。

　　至于淡水养鱼，中方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把中国培育出来的鱼苗运送到万里之外。幸好，５０年代中后期，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修好，重新开通了莫斯科至地拉那的航线。于是，我方本着“急人所急”的传统，选派了一组优秀的淡水养鱼专家，他们带着万尾鱼苗从杭州飞北京，又从中国首都飞苏联首都，再立即转机飞抵地拉那。费时三天，轮流值班，保证了鱼苗获得了近九成的存活率。

　　中国养鱼专家们下飞机后，便立即赶赴工作现场，还帮助阿方修改了不合标准的鱼塘。就这样，一两年后，阿尔巴尼亚中部地区的百姓们有鱼吃了。又过了几年，类似的鱼塘也在南、北地区建成。“食无鱼”的时代，在阿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有关的另一则趣闻是，自从中国外交人员和留学生到达阿尔巴尼亚以后，给这个国家带来了饮食文化的某些“革新”。此前，阿国人不吃虾。他们的渔民捕鱼时，如果发现所捕的鱼类中有这种张牙舞爪而又蹦又跳的家伙，总是把它们统统扔回海里去。意大利占领时期，虽有人爱吃这种“硬皮的浮游虫状物”，但始终未能传授给广大阿尔巴尼亚民众。

　　来阿的中国人遇有这些东西，都敢吃、爱吃，而且可以从渔民或水产公司直接买到这种价廉物美的食品。我们不仅自己改善伙食，还用海虾来招待阿方官员。渐渐地，“吃虾”就传出去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就是这个国家在吃虾问题上“敢为天下先”的人士之一。

　　４．平等外交赢得极大好感

　　就硬件而言，我方对阿的援助规模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也比不上捷克和东德，但我们的援助看得见、摸得着，知情者多，影响深远。尽管如此，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前，阿还是将对苏关系置于外交的首位，对苏联的评价高于任何一国。阿对苏联的提法、阿苏关系的定位，甚至可以说“用词不当”，听起来颇有些不顺耳。

　　我记得，霍查从阿共“一大”起，就不断在他的报告中，称苏联共产党是阿党的“妈妈”党；谢胡１９５９年初在苏驻阿大使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曾当着苏、中、阿人士公开说：“中国是阿尔巴尼亚的长兄，苏联是阿尔巴尼亚的父亲，我们同父兄的关系都很亲。”我听了这番话感到很不是滋味：阿尔巴尼亚愿意给苏联当儿当女，凭什么把我们中国也降低一个辈分？

　　然而，苏联方面对阿的态度却从未谦让过。赫鲁晓夫１９５９年访阿时，更是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出言不逊。他说：“阿尔巴尼亚有这么好的地中海型气候，农田里何必种粮食呢？可以广种柑橘嘛，把国家变成一座黄绿相间的柑橘园不好吗？”又说：“你们缺粮，好办，苏联供应。我们每年被耗子吃掉的粮食，就够你们阿尔巴尼亚全国的用粮了。”

　　中国党和政府在处理对阿关系上则不然。我方一向称阿尔巴尼亚党、人民和国家为兄弟党、兄弟人民和兄弟国家。每当阿领导人或访华代表团致以感谢时，中方从上到下总是异口同声地表示：援助是相互的，阿在四周被围困的情况下，“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对中国的援助。此外，中方还经常赞扬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最西边的“前哨阵地”。

　　这一切，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之初，毛主席、周总理就不断向世界宣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稍后又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直至延伸为中国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行径等，在阿尔巴尼亚上上下下赢得了极大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