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的中心观点只有一句话，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福山似乎预见了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当然，正是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使得福山的观点名噪一时。

　　但不久，1993年，另一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更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和福山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他因此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会结合在一起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亨廷顿的眼中，前者代表民主，而后者代表非民主。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有证实福山的乐观论，也没有证实亨廷顿的悲观论。尽管西方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福山著作出版之后达到了高潮，但民主显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形式。

　　不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产生的民主有回潮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原来是民主的国家面临各种困难，社会出现乱象。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受到新型政治模式的挑战。

中国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另一方面，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在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变本加厉，但中国既没有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实际上，正是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声浪中，中国的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自从清朝衰落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越来越没有自信，造成文明自卑。

　　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电视剧《河殇》，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不自信。相反，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自信来自反文明，就是批判和反对自己的文明，相信只有去除了原有的文明，中国才会发展出新的文明来。在很大程度上说，文明悲观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

　　这样的思维也反映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运动和革命都是和反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世纪之久的反文化运动和革命之后，很多人相信中国文明或者文化已经在本土迅速消失。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曾经认为，原来处于儒家边缘地带的地区如韩国、台湾和香港等等已经变成了中心地带，而原来的儒家中心地带中国则成了边缘地带。

　　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就是说，新类型的文明是和外来文明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

　　同样，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全面开放政策环境下，中国世俗文明再次显现其优点来。世俗文明包容一切，各种不同的文明因素纷纷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且正在得到有机的整合。

　　尽管外来文明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本土文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正在急剧地消逝，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文明自信须配合政治自信

　　奥运会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但是一次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一些朝代的统治者（例如明朝和清朝）就开始实行封闭政策。尽管这样那样的封闭政策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但牺牲的则是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当文明发展不可持续的时候，最终还是要牺牲统治者的自身利益的。

　　在经验层面，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对文明的不自信，还不如说是对政治的不自信。很多人是由政治上的不自信最终转变成为对文明的不自信。正因为这样，中国知识群体对政治的批评总是通过对文明的批评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河殇》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们看到奥运会所体现出来的文明自信的同时，也体会到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不自信。在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所批评的一些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政治上具有足够的自信，那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减少。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的不自信不仅表现在奥运会期间的这些事情上，更表现在日常政治生活里的各个方面。

　　如果政治上的自信不能达成，文明的复兴和新文明的形成就会困难重重。如果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而实行这样那样的控制政策，那么文明不但不能复兴，而且还会衰落。很显然，确立政治上的自信乃是中国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要务。

　　如何确立政治自信？简单地说，政治自信要通过政治改革而达成。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和开放分不开。原因很简单，只有开放，才会有碰撞，才会有竞争，才会产生发展和转型的动力。

　　同样，政治改革要成功也离不开开放，向新的思想的开放，向新的利益群体的开放，向新的体制的开放。只有在一种开放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才能确立政治上的自信。

　　同时，政治自信的确立必然大力并且有效促进文明的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当那个时候，中国就不只是把自己辉煌的传统拿给人家看，而是贡献给人类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可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