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规划是中国人做的，还是苏联人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亲历人陶宗震先生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毛主席确定天安门广场尺寸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很早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首都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搏、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作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我恰在这时调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在北京市委刘仁、万里，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央、市、局等领导的要求，划定广场红线；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由我负责。直接向我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是沈其。她交待：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比8，与“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我得知有些尺寸是经毛主席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40余公顷。
一天，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辛毅。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中国兄弟真是大力士”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样使平板宽度在300余米，加上路面及纪念碑两侧，再加上扩建后宽180米的长安街游行路线南侧，中心广场面积约14公顷。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我设计了宽70-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几处绿化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而且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那时，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穆欣询问起有关的规划设计情况，便由我给苏联建筑师们介绍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
当我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8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8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于是，在座者一同热烈鼓掌。
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
毕竟，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要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大范围内，所以，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案就不能不考虑广场两侧建筑的布局，以及对广场观赏效果的影响。
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的建筑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的性质、内容都不相同，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大小一样，每个地段为150米×220米，等于3.3公顷。
四座建筑用地范围按比例画在广场平面图上，东西长、南北狭，向着长安街的是阔面，面向广场的是狭面。这样的分布使得广场的南部留有较大的空地，而集人民大会堂和五千人宴会厅为一体的人民大会堂挤在一个地段中，给人感觉十分局促，而总体布局却很松散，南部有较多空间无内容。
有鉴于此，我提出了一份6个地段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为人民大会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东侧为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于将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为两座建筑，再增加一个人大常委办公楼，两侧各三栋建筑。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听取有关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我提出了纪念碑两侧各建3栋建筑的设想，并主张建筑间用传统的“千步廊”或“阁楼复道”相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营造出更为壮观的气势。刚讲到这里，贾星五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
在万里、贾星五听取汇报后不久，佟铮就通知我：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广场东侧的规划内容确定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他还告诉我，做这样的新安排，主要是为了“突出政治”。
“古今中外皆为我用”
眼看着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十多个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供的应征方案已经过了七轮评选，却依然因为没有理想的设计而难以定案。而广场整体规划最终完成，必须有赖于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的定稿。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的局面再拖下去，建国10年庆典工程就难以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作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周恩来指示后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在局里作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我就是在这个动员会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
当时，并没有听到哪位党或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的方案提出过关涉建筑具体形式的倾向性意见，但领导们的一些原则指示和零散的议论，对我们的设计形式的抉择，确实很有启迪意义。例如，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的问题时，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这些指示，启发了我突破传统木结构形范的约束，并从乾隆时期引入的欧洲“西洋楼”的事例着手，不拘一格地借鉴适合人民大会堂性质的表现形式。
我的“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会堂这个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虽然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其中。
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被压缩面积
在我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平方米（后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因此可以说，在前7轮的方案设计和遴选中，设计者们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之内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展到210米。之所以能这样放开手脚，是因为在动员我们参与设计时，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另外，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如何综合周总理等中央及市委领导人的意见、要求和指示，如何结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性质，如何统筹考虑不拘一格地采用适合的艺术手段……对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选根本无暇顾及，面积是否超标就更顾不上细算。直到方案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方案设计的建筑师，都是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的。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
我的设计方案里，中央大厅被堂堂正正地摆在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位居正中且导向性非常明确，这还是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的性格特征和周总理的指示，但也导致了面积的膨胀。
由于原有的面积限制被大大突破，佟铮在得知数据后，随即找我，问：“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压缩？”
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压缩一些，但压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总理宴会厅前要有‘缓冲’的要求，增加了迎宾厅。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楼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如果要强压面积，那么总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虑。”
佟铮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能压就坏了……”我后来猜测，佟铮当时的意思是要能随便压缩的话，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终宁可将国家剧院、科技馆等项目暂停，以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被压缩面积。
中央领导尊重设计师的意见
在设计过程中，放弃原有的框架、设想，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进行合理更改的情形，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平面设计。
周恩来总理曾对人民大会堂的形状提出过个人倾向性的意见，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人民大会堂都被设计成接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其中赵冬日、沈其的方案虽然有两种，人民大会堂被安排在不同的方位，但都是典型的“卵形”。
但在对“卵形”礼堂作具体分析时，我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作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容纳万人，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会遮挡后排座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我觉得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最后，扇形人民大会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对建筑师们的意见是十分尊重的。
由我做的全套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交到北京建筑设计院以后，当时的市建院党委书记李正冠曾打电话给赵冬日，提出要我拿初步设计图去设计院继续搞施工图设计。但赵冬日以“刘仁同志还有重要工作要他做”为由，没让我参与施工图的设计。后来，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图设计被指定由张浩、阮志大、姚丽生等主持，我则回到市规划管理局分区室。就这样，我没能成为施工图的设计成员。如今回溯起来，不免有几分遗憾。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气势恢弘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建筑所依照的方案，出自我的手笔，我因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兴奋。多数国人大概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尚未“而立”的年轻人。
那是一个不彰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当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颁予荣誉时，所设的都是“先进集体奖”。
我经历了“国庆工程”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规划设计的全部过程，亲身感受到了为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建筑，从中央到北京市的各级领导，多少专业技术人员为之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因此，对方案设计不署自己的名，内心一直很平静淡泊。因为通过这个重大项目的实践，我在认识上和能力上都获益匪浅，而且对尔后经历的各方面工作产生的良性影响十分深远，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