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为系统地评点鲁迅作品，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一本新的《鲁迅传》，所以必得重新进行文本的细读和资料的梳理。在重新细读和仔细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关于鲁迅的议论中，常有与鲁迅原意和基本事实不符之处，这一弊病至今在评论界也未能完全克服。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提倡“遵命文学”和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推崇鲁迅的人总喜欢说他是“遵命文学”的提倡者，并要求作家学习鲁迅精神，自觉地遵循领导意图来创作文艺作品；而另一些人又因此批评鲁迅，说他此论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误导了作家。不错，鲁迅的确说过，他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但细勘其说话的语境，就不难发现，他说的是调侃话，讽刺话，这只要看看他在同一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批判“遵命文学”的言论，就可明白。长期以来，鲁迅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批评依附观念，反对命题作文，非难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可惜这些言论被有意地“遗忘”或无意地疏忽掉了。而且，在文化态度方面，大家只记得鲁迅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句话，而无视于他在从事文化工作之始，就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更不说他还做了大量整理、研究、介绍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他所反对的，只是停滞、倒退、不求发展的文化观念，和那些假古董所放出的假毫光。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传记和回忆录之类纪实性作品，更不能偏离事实。但是，在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中，却颇有与事实不甚相符的记载，其中有些还不一定是记忆的模糊，而是有意的夸大和虚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迫于政治压力，凡是受过政治批判的人物，虽然当时与鲁迅关系密切，受到鲁迅信任，也要从回忆中删除，或者斥责他们如何利用鲁迅；二是迎合主流话语，按照上峰所定的调子来回忆鲁迅，于是有些地方“拔高”，有些地方隐去，无形中离开了真实的鲁迅；三是对于有地位的人物，即使在当时做了错事而受到鲁迅批评的，也要竭力回避。我无意于责怪那些回忆者，只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好在鲁迅本人的文字还在，原始资料也还没有完全泯灭，我们可以据此来加以辨别。

 

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标准问题。过去人们多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是非，现在虽然否定了政治标准第一的说法，但有些人在潜意识中却还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思惟定势。纵然有时作出的是相反的评价，那只是政治标准的不同而已。但我以为，评价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就应该从知识分子本身的标准来衡量。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是什么？这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应该用这一标准来评价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中国的文人，总喜欢走入廊庙，与皇帝老儿或者名公巨卿攀相好，即使挂着隐士招牌的，也是“飞来飞去宰相衙”，虽以民主自由相标榜的某些现代知识分子，也未能免俗。而鲁迅，倒是最能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但有些批评者却无视这一基本事实，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贬责鲁迅，我以为这倒是离开了现代知识分子立场的。

 

还有人从为人处世上着眼，说鲁迅这个人不随和，难相处，不如别人那样容易交朋友。这其实也牵涉到批评标准问题。中国人讲究“和光同尘”，做事要随和，讲面子，能敷衍处则敷衍之，决不肯得罪人，时下的“捣糨糊”哲学，即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而鲁迅则认为“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主张他们要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这种性格，这种行事作风，在中国，当然要得罪人，被认为极难相处。但是，如果大家都认真办事，诚实待人，那就会有另一种看法了。而且，从中国的前途着想，还是少点敷衍，多些认真为好。所以，持这种批评意见者，其实也还是站在旧伦理的立场上来说话。

 

当然，我不是说鲁迅不可以批评。鲁迅也是凡人，自有他的个人缺点，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如果实事求是地指出，那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但可惜有些学者的批评却很不讲道理。比如，鲁迅指责中国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因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到得一位历史学家的嘴里，却被说成是教唆别人杀人，甚至要他对马加爵的杀人罪行负责；而且无视于鲁迅从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出发，批评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向看客排头砍去的行径和刘邦“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政治理想，却将鲁迅的思想说成是农民起义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真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这种批评方法，对于我们也并不陌生。这就是在中国流行多时的有罪推定法。即事先认定你有罪，然后将材料加以歪曲，来“证明”你的“罪行”。鲁迅当年所写的《可恶罪》，说的就是这回子事。现在，鲁迅自己也犯了“可恶罪”，他首先被人觉得“可恶”，要批判，这才被一条一条列出“罪状”来。

 

但鲁迅之不被今人所理解，却也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鲁迅是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自己的写作职责的，这一点曾经获得许多关心社会前途者的共鸣，但在社会思潮转变以后，人们在躲避崇高，追求平庸中，也就与鲁迅格格不入了。鲁迅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永存，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凡是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文字的被淡亡，不是由于时弊的消失，而是因为时弊的泛滥。比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里曾举例道，洋服青年拜佛，现在是平常事，若把他撅着屁股的样子拍下照来，这就是讽刺。但现在，这种事已经平常得使人们觉得是正常了，即使拍下照来，还有什么讽刺作用呢？被遗忘也是必然的事了。

 

看来，阅读鲁迅，理解鲁迅，还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人文精神的基础。这不是靠鲁迅研究本身所能达到的，而需要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