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的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的审思。
一、中国与世界：唐代的历史地位
综观公元7—10世纪的世界，唐朝是当时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隋唐时代官方统计的最高户数在900万户以上，实际上当超过1000万户，人口在5000万以上。从版图上说。唐代与汉代相比，“东不及而西过之”。在交通上。继陆上丝绸之路之后，海上对外贸易获得长足进步，而南北运河的开通。更是加强了国内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意义殊为重大。而同一时期的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中国，阿拉伯世界正处在扩张时期，拜占庭与西罗马帝国(6—11世纪)则进入衰落时期。西欧8世纪进入封建社会，即查理帝国时期，进而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福王国。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强大国家。
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其规模、面积和繁华都独步于世界，超过了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法兰克福帝国首都亚琛、倭马亚西班牙帝国首都科尔多瓦。大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学生、僧侣、使节前来求学，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乃至拜占庭的商人和宗教人士也出没于长安里闾。海上丝绸之路载去亮洁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同时也运来域外的骏马和珍奇，中国处在亚欧国家经济和文化贸易的中心地位。
唐朝也是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宗派。其中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引进天竺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壁的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当时，佛教在其故乡印度已是美人凋零，但在东土大唐却繁荣似锦，佛教的中国化，最终完成于此时；儒释道合流，开创了宋代理学的新境界，其发端正于此时。敦煌壁画、雕塑更是多元文明汇合的象征，比如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那些连珠纹装饰图案透露了波斯文化的信息。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二、和谐与宽容：唐代开放的 政治基础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有所差异。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对于国家兴盛和社会和谐都有重要影响。
唐代把中原以外地区分为蕃部与绝域。《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载：“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裔一家的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高度。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周边少数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北边少数民族修建“参天可汗道”，以便进一步密切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往来联系。唐代对外开放是以内部的民族和睦相处为重要政治基础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唐代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册封体制，并创造了新的羁縻体制。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番邦和绝域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先进、政治和军事最强盛的国家，域外政权也借助唐朝册封的权威来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借以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文化。
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番邦和绝域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诸如可汗、叶护、国王等，朝廷发给印信。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不替。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周边部族和域外政权对唐朝的外交往来都被纳入朝贡关系中。鸿胪寺是主管接待外蕃君长和使节朝贡的机构。凡是对唐朝有朝贡关系的部族或国家．都被发给12枚雌鱼符，上面刻有蕃国的名字。该国使节来朝，必须携带鱼符，正月来朝，带第一枚，二月带第二枚，依次类推。唐朝内部另有雄鱼符12，以相勘合。使者进京，有典客署安排馆舍与资粮供给。蕃国进贡给朝廷的物品，入境时州县要具箱封印送京，具名数报于鸿胪寺。寺司验收后知会少府监及市司，由他们聘请“识物人”(专家)辨别物品，是否值得奏送朝廷，并确定其价格，以便作为出售或朝廷回赠的参考。使者回蕃，皇帝赐物于朝堂，也由典客佐其受领，并教其拜谢的礼节。
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辽阔，为唐代的中外交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唐代后期，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其时对外交通的七条路线。
总之，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是唐代繁荣的物质基础，同样．通过册封制度、羁縻府州制度，为唐代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与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三、魅力与魄力：唐代开放的特点与反思
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而且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所谓“大出”是指唐代文化富有魅力，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所谓“大进”是指唐代吸收外来文化，不拘一格，兼容并蓄。
唐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富有吸引力。尤其在东亚地区，中国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很大。新罗在682年仿唐制设立国学，教授《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儒家经典和子史要籍成为新罗学生的必读书。后来新罗又仿照唐朝培养专门人才的制度，设置了算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分别讲授《九章算术》和《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
日本的乐舞、书法、绘画、工艺制作、都城规划、医药、服饰等方面均受到唐文化的巨大影响。唐代的乐器、坐部伎和立部伎等歌舞都被日本引进。中国以人物、山水和风俗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传人日本，日本画家模仿、学习而创作的作品，其风格酷似唐画，被称作“唐绘”。1972年发现的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其绘画题材和技法都直接渊源于唐代墓葬壁画。当时在日本收藏唐代的书画作品和工艺美术品的风气很浓，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仍然保存了大批从唐代传人的文物。在都城建筑方面，日本在奈良朝以前没有固定的都城，都城建制规模比较狭小。元明天皇708年即位后，始命以长安为模型建筑新的都城平城京，京城正中以朱雀大街贯通南北。794年，桓武天皇迁入平安京(今京都市)，新都的布局更加接近唐代都城长安，甚至城门的名称也照搬不改。日本的寺院建筑也学习唐朝。鉴真亲自参与修筑的唐招提寺，气势雄伟，结构精巧。它所采用的鸱尾、三层斗拱等建筑方式给日本佛教建筑以直接的影响。总之，唐代的文化是具有魅力的文化，唐代文化的输出是和平而且积极的，周边国家对于唐代文化的认同，提升了唐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保障了唐朝的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唐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当时中亚、西亚各国来华侨民人数很多，他们把西域宗教文化带到了中国。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宗教主要是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
祆教在北朝已经传入中国，唐朝官方设置了管理祆教的专门机构萨宝府．设置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职员。长安城从武德四年(621年)开始建胡祆祠。有祆寺5所。洛阳有3所，西北的凉州、敦煌和吐鲁番地区都有袄寺，鞠氏高昌(465—640年)等地区有祭祀胡天之制。近年在敦煌地区发现了一些关于祆教的绘画材料，说明祆教在该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摩尼教创立于3世纪，曾经是波斯的国教。它在祆教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唐以前摩尼教可能已经随粟特商人传入新疆地区，武周延载元年(694年)，有波斯僧人携《二宗经》到长安，摩尼教获得官方的认可。唐代宗进一步特许摩尼教在内地传播，并赐题“大云光明”的匾额于摩尼教寺。大历六年(771年)，又在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晚唐时期，福建、河南等地的摩尼教仍很活跃。
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在唐代传入中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波斯僧阿罗本到长安传教．受到唐太宗的欢迎，十二年于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高宗时，洛阳、广州、沙州、灵武、周至等地都建有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唐玄宗时改称大秦寺，其教称景教。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长安大秦寺立《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根据碑正面中文下部的叙利亚文，石碑是由来自吐火罗首都巴尔赫城的某长老之子乡主教耶质蒲吉(即汉文碑文中的伊斯)所立．另一叙利亚人中国教区主教兼长老景净撰文。碑文首先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然后叙述了景教从唐太宗时阿罗本传入中国以来的发展情况，最后赞扬了大施主、原来在郭子仪帐下供职的伊斯(即耶质蒲吉)的乐善好施精神。碑中提到“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之事。景教经文保存在敦煌文书的有《三威蒙度赞》、《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序听迷诗经》、《尊经》等。据《尊经》所记，大秦本教经都530部，由景净翻译的只有35部。
伊斯兰教是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宗教。唐代来华经商的伊斯兰教徒们在其居住的“蕃坊”内建立清真寺，把伊斯兰教传人到中国。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中国兵士杜环，从中亚西行到了地中海东岸，762年，由海路从大食回到广州。他归国后撰写的《经行记》，记载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物产交流情况，介绍了伊斯兰国家的一些风俗。如妇女出行要戴盖头；每天礼拜五回的宗教习俗；只信真主，不信鬼神的宗教信仰；不吃猪肉、狗肉，每年斋戒一个月等。杜环还介绍了拂秣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国和印度等地经商，851年，他将其见闻写成书，916年，由另一位阿拉伯商人哈桑补充成《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该书留下了当时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上航线的记载：称赞中国的海船坚固庞大，可以从事远海航行，中国出口的丝绸质量很高，中国人个个是能工巧匠；还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与瓷器，以及侨居广州的伊斯兰商人的情况。这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本阿拉伯人撰写的介绍中国的游记。
在唐代，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既深且巨。印度的建筑和雕塑、绘画艺术也由于佛教石窟的开凿而影响到中国。唐太宗时还从印度学习了把甘蔗浆熬成糖的技术。中国改进提高了熬糖方法。制成了白糖，其方法又传人到印度。印度的天文历法进一步传人中国。唐高宗时的迦叶孝威曾协助李淳风修订《麟德历》，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还聘任天竺迦叶氏术士担任天文历法官员。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编纂的《大衍历》吸收了天竺术士瞿昙氏的历法成果。著名的《开元占经》就是瞿昙悉达辑成的。
综以所述．唐朝不仅是中国奉行开放政策的典范，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唐朝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其对外开放的政治和物质基础，唐代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使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大放异彩。相反，在“安史之乱”和晚唐中央政权极度衰落时代，中原内地对西域的交通路线被阻绝，东亚地区的遣唐使也中止不遣，唐朝的开放和繁荣都已风光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