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状态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8月8日，20点。
一个项目——开幕式。
地点:国家体育场(鸟巢)。
详情:内有9万1千个座位，连演职人员在内将近12万人。在这个点里面，有8个医疗站点，10个医疗观察哨??
这是显示在一个大屏幕上的内容。从8月8日零点开始，当天的奥运赛况会显示在大屏幕上以供调度。从张永利的主任办公室往上三层，急救中心的七楼，是一个调度中心。“这是我们北京市急救工作的整个命脉和中枢神经，一定要反应灵敏并保持通畅，否则就会有很大问题。”张永利解释道。
在这间百余平米的房间里，最显眼的便是墙壁上三块崭新的电子大屏幕。右边的两块大屏幕显示着不同比例尺的北京电子地图，最左边那块以列表形式呈列着数据。为了奥运会，这里几乎换掉所有的硬件设备，包括计算机、服务器、大屏幕等，还编了一些新的软件。
“奥运开幕前，在鸟巢设的是8个医疗站点加10个观察哨，比赛期间会更多，各达几十个。”张永利说，在8日那天的开幕式当晚，鸟巢场馆中心区圈内的医疗保障车辆是43辆。
“负责场馆的主要是中日友好医院，他们的队长叫什么、联系电话多少、43辆车怎么布局，都会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显示出来。”张永利说。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调度中心会马上调出该处的急救信息——
首先，增援的车辆在什么地方？急救中心在距鸟巢不足两公里的306医院搁了30辆车，其他医疗单位搁了20辆，共50辆车。
其次，车辆当前状态如何？50辆车，加上急救中心的物资装备车和通讯指挥车，每辆车都有GPS定位，车辆状态在调度中心最右边的大屏幕上一目了然，知道该车是驶向事故现场、病家、还是医院，或是待命站里。屏幕的电子地图上标准着相应编号的车辆位置，右下角则以文字框标明车辆状态。
鸟巢外的开幕式准备
为了奥运开闭幕式，急救中心的医疗小分队已经训练很久，队员大都是年轻人，经得起“夏练三伏”。一顶充气帐篷，标准充气时间是10分钟，通过训练，队员将时间缩短到八分半。
考虑到很多观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赛场，急救中心又在一些特殊站点做了准备。北土城是地铁10号线与奥运支线的换乘站，急救中心与地铁公司协调好，在那里安排了3辆救护车值守，防止踩踏等意外发生。
与交管部门协调后，120急救车在载病人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奥运专用车道。张永利认为交管部门在特殊时期的人性化服务，也是人性化的一个标志。北京奥运期间交通的改善，则为医疗急救也提供了很大便利。
“我们也作了反恐、防核、防生化的准备。”张永利说。根据北京奥运场馆情况，急救中心设立四个小分队驻站站点。北区包括鸟巢等奥运主赛场、媒体新闻中心等，站点设在306医院。有5辆车和近20人。这些人不做平常的院前急救工作，也不包括在为比赛服务的800多急救人员里，他们专门应对突发和恐怖事件。
东区包括使馆区、工人体育馆、三里屯酒吧街，防止有热情球迷闹事，东区站点设在武警总医院。西区则是五棵松篮球馆、老山小轮车、自行车、射击场等地。最后是中央区，包括天安门广场、大会堂、中南海这些地方。从7月20日开始，四个站点的小分队都进驻了。
所有这些都只是开始。8月9日，奥运会正式开始，比赛项目增多，羽毛球、乒乓球、跳水等中国能夺金的热门比赛，包括中美篮球赛这样关注度高的比赛，就很特殊。不仅如此，热门运动员，比如所有刘翔参赛的时间段，同样特殊。“所以，根据比赛的性质、热门程度、中国运动员出场时间顺序，我们又专门制作了一个调度软件，在这些特殊时候保持高度警惕，有情况及时处理。”张永利说。
急救中心的医生分班次值班，除手机通知外，他们还有个800兆赫兹的无线呼叫台。“虽然医生值班制，但也是随叫随到。另外，每个班次的车辆是绝对充足的，白天有180辆，晚上有168辆。”张永利说。
与以色列急救队伍交流
去年6月份，在大兴体育场，北京市急救中心与法国的急救队伍，进行了一次演习，模拟看台坍塌，还请来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对伤员们进行化妆。
以色列也在交流的队伍中。“以色列是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常年处于战乱威胁，他们对于急救的有效组织非常有经验。”回忆起与以色列急救队伍的交流，张永利显得十分兴奋。对方的急救队伍展示了大量突发事件照片，通过照片对北京市急救中心进行讲座交流。
“他们长期经受这种特殊状态，积累了大量经验，养成了一套急救现场的系统。”张永利介绍道，这套系统包括志愿者的召集，辨认伤者，死者身份确认，在最短时间内召集医生，如何开辟有效的绿色通道等。在以色列的每家医院，都有一个简单的绿色通道。尽管国内的医院里也不乏这样的通道，但对于通道平时怎么用，战时哪些地方开始戒严，哪些地方不让进车，哪些地方只准急救车走，就没有对方规定得系统与细致。
模仿以色列急救队伍的小手册，北京市急救中心也做了一个《医疗应急救援工作手册》。在这本巴掌大的活页小册子上，列出了针对奥运会的一些急救基本内容。联系电话、急救流程、疏散方式、防核生化、防爆等处理手段，都在里面标出。
小册子的后半部分，分科列出五个类别的医疗救治基地的详情。按照北京市各医院的优势科目，烧伤、创伤、放射病、中毒及化学污染、传染病五类疾病都分别有各自的接受单位。各类别、各医院的接受能力，即床位数量也都清楚标明，以便调配。
“这个册子是用特殊材料做的，防雨、防汗、防血迹渗透。我们急救人员是在露天工作的，小册子总是翻,容易折皱，汗、雨、血也容易把它洇掉。”张永利说。
下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伦敦也和北京市急救中心进行联系，并慷慨赠与许多准备材料。这些材料上的内容，大到团体操、音乐会、烟花场合的处理方式，小到救护车怎么摆，东西怎么搁，标志怎么立的细节。还有一本书专门用来教救护车司机的驾驶事项，在特殊交通情况下如何应对。
“这都是他们多年的积累，跟国外的交流让我们扩大了眼界，对我们提高急救，与国际现代化急救水平接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张永利说，到8月19日，伦敦急救中心还要再返北京，一是传道，二是取经。
希望保留的奥运财富
在急救中心的调度中心，正对大屏幕的是负责调度的电脑与电话。15名接话员的位置紧挨着调度电脑，分成几排在房间里一字排开。对于120电话接听，本来有一个电脑分流软件，拨120后，电脑自动语音答复“要救护车请按1，咨询请按2。”
“说实话，在平常的时候打商业电话摁1、2可以忍受，但在生病万分焦急的时候，或是神志不清时，拨出120都很勉强了。”张永利说，在煤气中毒，安眠药过量等情况下，病人神智处于朦胧状态，这时再让他摁1摁2，是很不人性化的做法。从去年开始，120对此分流软件进行改造，抽调15名话务员，取消电脑分流。人们拿起电话拨120，立即就是人工接听。另外，从8月8日开始，这些话务员还承担着外语咨询的义务，他们大都是志愿者，包括老外交官、外语编辑等，提供了8种语言服务。
张永利认为，奥运期间的一些制度，虽然是战时状态制定的东西，但如果有益，应该变成长效的机制。这次因为奥运，除了急救中心的100多工作人员，各医院也调派了庞大急救队伍，张永利想以后也能每年召集各医院的这些参与急救的同志。因为每个医院都有救护车，也有相应的急救队伍，并不需很大的投入，每年做一个三五天的培训，温故而知新。除了数量上的增加，急救人员素质和水平也因为备战奥运得到提升。“如果这样，北京今后就会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急救队伍，这对于城市突发事件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张永利说。
“挽救病人生命的确是个非常神圣的事。进行急救知识、避灾、避险知识的培训也同样重要。”张永利说，如果有些孩子们，尤其是中小学的孩子们，有了避震、避险的知识，在灾害发生时能减少相当的损失。
北京一所中学在冬天的一次运动会上，一名学生在剧烈运动后突然停止心跳。一位老师因为经受过培训，一边打急救电话，一边进行徒手心肺复苏。“等我们赶到现场时，老师还在坚持做，我们在现场做了紧急处理，学生生命挽救了，而且恢复得非常好。”张永利谈起这件事情，难掩赞许。但在一次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中，一个人晕倒后，周围的群众都不敢上前，这一方面是没有急救知识，另一方面是一些制度的不健全，最后还是一个外国人上前做了口对口人工呼吸。
现在奔跑在京城的这支急救队伍，在前段时间的汶川地震中也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地震中从其他医院抽调的50辆车，这次又有很多服务于奥运。
急救中心从2005年开始，取消了全部医院功能，专责院前急救。奥运期间，800多人专门负责比赛现场救助，1005人负责北京市民的日常急救，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9月30日。
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表示，奥运期间，北京将开放三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地点。8月9日，北京奥运会第一天，北京丰台世界公园、朝阳区的日坛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静静地“等待戈多”
★ 文/孙勇杰 李赫然 李扬
8月9日清晨6点，立秋的北京，只有这会儿才有点清凉。
74岁的刘平，站在世界公园北门，等着公园开门。
刘平是附近的老住户，按照年龄，老人家每天都能到公园免费晨练。
“我天天来，这儿什么事儿，你问我啊。”刘平很有信心地说。
一分钟后，刘大爷的自信受到了打击——他不知道世界公园被定为奥运期间开放的游行示威点。
“要是不犯法，游行示威也没啥，保不齐还带动旅游呢。”刘平笑着说。
“等着中方就此问题做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世界公园是这次奥运期间开放的游行示威点中面积最大、游客流量最大的公园。根据世界公园的公开资料，公园占地近47公顷，开园14年来接待中外游客2000万余人次，依此推算，公园日均游客3000多人次。
世界公园办公区一楼大厅的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公园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预案主要的内容是，对非法集会、聚众闹事和邪教组织活动、恐怖事件、人员拥挤等列出“没收材料”“劝阻当事人”“及时报告公安机关”的具体应对步骤。同时，对外国人参与非法集会特别提示要“谨慎处理”。
预案上标注的日期为“7月8日”，显示早在一个月前，奥运期间集会游行示威专区划定消息被媒体报道以前，公园已经做着未雨绸缪的准备——据《东方早报》消息，在这个预案出台一个多月前，海内外媒体就开始热炒世界公园在奥运期间划成全封闭式的访民专用区。
公园经营策划部刘姓经理代表公园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公园方面针对可能的情况做了安排。同时，他表示，公园并不清楚被确定为奥运期间游行示威点的经过——7月23日，在“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开放集会游行示威专区的消息之后，奥组委和政府官方没有透露开放游行示威点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过程。
两个月前受邀参与向中国政府提交一份《示威专区建议》的美国学者苏珊·布朗奈尔，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国际奥委会对相关问题很感兴趣，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曾跟苏珊见面讨论相关问题，苏珊·布朗奈尔了解到的是，这个决策“应该是中方做出的”。
“虽然国际奥委会也认为奥运会期间会发生一些抗议活动，但并没有主动向北京奥组委提出建议，一直等着中方就此问题做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苏珊说。
在公园办公室的一份日期为8月3日的新闻通稿中称，自奥组委批准为集会游行示威专区以后，游客并未因此受限，园内各项游艺和演出活动正常。
“一个人要申请示威游行， 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
10点30分，另一个被设为集会游行示威点的公园——日坛公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穿着平常的白短袖和米黄长裤、最近才从外地来到北京的张亮(音)从日坛南门进入，径直走向两百米开外的“祭天壁画”景观。他紧紧地攥着手里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他前几天花200块钱专门定做的横幅。张亮看准壁画前一对一左一右相隔20米的灯柱，开始动手绑横幅。旁边路过一两个游客，看他个头不高，干活有些吃力，随即上前帮忙。
横幅展开，红底黄字的标语挺长，一口气还读不下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以及生产力广度，缩小贫富差距，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国力强大和全民富裕的新社区。”张亮擦擦额头上的汗，稍稍退后看横幅有没有挂齐。“希望它(横幅)能够挂久一点，一次搞不好就多来几次。”张亮说。
一会儿，从壁画右侧小路的树荫下走出两个灰色制服的保安,他们查问张亮的来意，同时，另外几名保安走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几名警察带走了张亮。
北京市局示威游行审批处民警表示:“一个人要申请示威游行，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朝阳分局的专门负责人也解释说，“必须得本市的(户口)或是在北京呆上六个月以上的(外地人员)才能在北京申请。”
刚到北京的张亮，显然不符合申请条件。
8月2日，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答记者问时，专门介绍了奥运期间举行游行示威的申请流程。据刘绍武介绍，任何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都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人需是所申请的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而且应在举行日的5日前亲自向主管公安机关递交书面申请。申请人递交的申请书，需要填写《集会游行示威申请负责人登记表》和《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登记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明。申请人是境外人士的，还应提供相应的中文译本。
主管公安机关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书后，应当在申请举行日期的2日前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书面通知其负责人。逾期不通知的，将视为许可。
8月7日那天，北京市公安局主管人员表示，确实接到一些申请，但都是些个人问题。
巡逻有时延长到18小时
张亮走后，临近中午，日坛游人愈见稀疏。编号为T69-100的保安，站在荷花池旁的柳荫下，来回走动，以抵挡困意的侵扰。在奥运前后的两个月里，这个18岁的内蒙古小伙，和他同样晒得黝黑的老乡兼同事，共同负责日坛荷花池及周边景点的保卫。
从前清闲到整天只要防止小孩摘荷花的保安T69-100，从8月8日开始，每天从上午8:30到晚上8:30，巡逻12个小时；有时延长到18小时。开幕式当晚，整个园区工作人员9:30才下班。
“现在我们主要盯着两种情况，”T69-100边说边扫视荷花池对面的人群，“一是成群结队的人，一种是爱在隐蔽地方停留的人。水池旁的假山和石洞，我们要特别严查，怕有人埋炸弹。”
据编号为T69-100的保安介绍，整个园区主要共有9片保安区域，每个岗位由2个保安组成。沿着园区的主要路线仔细观察，在荷花池、清晖园及假山底和祭天拜台四周都有固定的保安岗位。
常在祭日拜台周围练习民歌的老张和歌友，并没有察觉周围的细微变化。老张家住三丰里，离日坛步行距离就十来分钟。逢周末，两人在公园任意找一长凳，立起一个自制的歌谱架，就摇头晃脑地吟唱起来。
谈起今天是日坛公园作为奥运示威游行公园的第一天，老张一脸茫然，连称没有听说过。
被使馆区、中央商务写字楼和居民小区包围的日坛公园，从2006年7月免费开放起，公园游人渐多，日人流量平均1000多人次。游客以周边居民区的退休老人、携家带口的家庭为主。
入园的外国游客主要集中在石舫、茶馆和荷花池等几个景点。记者多次巡访，占多数的中外游客称不知道示威游行区这一说。
在中国安家立业21年的英国人布鲁斯，这天放下手头的生意，带着小儿子丹尼来日坛公园散心。在他眼中，常来的日坛公园一向是“非常宁静”的，今天也不例外。
总占地20公顷的日坛公园的布局以亭台、水榭、假山、花池和众多的绿荫小径为主。比较规整的开阔地主要是在“祭日壁画”与南门之间的长方形甬道，以及正方形祭日拜台和中央圆形凸台两个区域。但这些区域，没有“公共示威点开阔地”的标识。
具体工作由公安机关下达指示
8月9日清晨，北京市紫竹院公园内一如往日，充满晨练和游园的人们。
公园西面的垂钓区早上9点,就驻扎下多位来钓鱼的常客，广场上聚集了跳舞、打太极、舞剑、抖空竹等各种晨练团体，小路上可见跑步的人，两块高地山头上传出合唱的歌声。举家出游的年轻父母用儿童车推着睁大眼睛的孩童。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的香气。
和公园仅仅一街之隔的首都体育场在这一天晚上8点，迎来中国女排的首场奥运预赛，有1.8万观众入场散场——在奥组委指定的三个示威游行公园中，紫竹院公园是离奥运比赛场馆距离最近的一个公园。
被问到奥运期间公园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垂钓区管理员伸手指向一个身着白、绿相间服装的“首都安保志愿者”。他们大都是年龄在20岁左右的男青年，头戴小红帽，两人一组，定点巡逻。一组的两人中有一人佩戴耳麦对讲。在湖边巡逻的志愿者还拎着一个装有橘红色救生衣的袋子。
陈光(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个志愿者，他负责的区域是公园东门附近的一片小广场和附近的道路。和他一样的公园志愿者，每天早上7点半到统一地点集合，由大客车送到紫竹院公园，8点钟准时到岗，第一班的值班时间到中午12点半。前一天的奥运开幕式，他没有坚持到看点燃火炬就睡着了，“太困了。”
紫竹院园长助理兼新闻发言人郝素良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招聘，主要职责是向游客提供信息咨询与安保工作。
陈光说每一位志愿者上岗都经过了培训，包括怎样识别可疑的人和怎样处理骚乱场面。在与记者交谈中，他也没有停止查看四周的情况，大约每十秒钟就要转头查看不同方向的行人。
与他们相比，园内偶尔出现的身着警服的警察和公园职工护园队，则没那么辛苦，没有定点站岗的要求。
园内的清扫工人也佩戴着安全巡查的红袖章。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情况，随时上报。
除此之外，园内还有保安。保安是公园的日常安保力量，原来负责夜间的两次巡逻。从7月28日开始，保安实行补贴加班，增加了公园门口的白天执勤。保安石想(化名)介绍说:“对待非法游行的，首先是拿掉横幅布标，然后迅速通知公园内保安队部、紫竹院派出所和海淀公安。”
公园园长助理郝素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说:“园内的有关游行示威的安保准备工作，是由公安局负责部署的。我们会做好配合工作。”
紫竹院在硬件技术防控方面也做了准备工作。今年刚完工的一项大工程就是监控摄像头的安装，监控区域目前可以覆盖公园内的所有主干道路，并且在奥运前夕完成了“照相采集区域”的中英文对照标识的铺设。
仅这一项，北京市政府就投入一两百万，院长助理郝素良说。
“不管有没有人到这个区域示威， 设定有这样一个区域存在是重要的”
“咱中国人都比较老实，不会真的有人游行吧？”傍晚6点，准备回家的刘平，遇到在公园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很多游客和工作人员都认为，真有游行示威的可能性不大。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期间，曾经专门设立7个“言论自由区”。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采用的模式。根据盐湖城奥运会对于言论自由区域制定的法规，这个区域24小时开放。为了使示威者能在规定时间内的公共活动区旁边举行抗议，一个用于抗议者申请的体系为之而建立。
记者将可以采访示威者，但示威区域将被监督，以保证公共安全。
盐湖城奥组委会的一名官员曾表示，盐湖城组委会当时邀请抗议者进行协商并指导他们具体程序。结果是，抗议者冷静下来，没有人去示威游行。
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也曾在怀柔郊区一片树林里，开辟出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地方，作为游行示威区。
7月23日，奥组委官方公布将开放三个公园作为集会游行示威专区以后，国内外都有媒体和专家推测，可能会出现没有游行示威者的情况。
“不管有没有人到这个区域示威，我们设定有这样一个区域存在是重要的。程序正义是最重要的。”南京大学公共领域研究专家王雄说。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称，我们可以从“奥运游行示威公园”开始，慢慢对公民进行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理性表达意见的训练，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民主实践和意见表达能力。
无论从规模或内容上，奥运文明礼仪活动，都是近代以来相当大的一次文明礼仪运动，影响波及全国
★ 本刊记者/秦轩 文/李赫然
8月7日，75岁的老木匠董恒吉，成了宣武区天桥街道永安路社区“最风光”的人，甚至比他前一天在牛街南口当火炬手“还要风光”。
这天社区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与火炬手分享激情”的横幅就挂在居委会院里。
哗啦哗啦的掌声刚停，老董就开始了他的“火炬手汇报”——表示自己能当火炬手“与各级党委干部的功劳分不开”——随后便聊起了8月5日他在中国职工之家见过的名人，包括罗京、于丹、宋丹丹、春妮??“看到他们和电视里不一样，春妮电视上看是圆脸，一见到真人，小脸瘦着呢”——也许话说得急了点，老董稍有点喘不过气。
“汇报”完，社区的大爷大妈、孩子们，还有“文明拉拉队”队员拥上来和他一起合影。其间，少不了献花——那是他去讲过“文明礼仪课”的北纬路中学的两个孩子。
董恒吉能够当选火炬手，主要是因为他在文明礼仪推广上的一贯热心。从2002年当上宣武区文明标兵，到2008年6月北纬路中学校外德育辅导员的聘书，75岁的木匠董恒吉已经拿到大小10个荣誉奖状。
在宣传文明礼仪这件事上，老董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曾经独立想改变在天桥、前门一带持续数百年的一个“不文明传统”——大夏天在街边上光膀子打牌乘凉——2003年董恒吉买了30个棉布背心，试图挑战这一习惯，但是没有成功。
但就在他“失败”之后不久，北京市出台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奥运行动规划》，使得他这一看似有点“堂吉诃德”式的民间努力，同奥运目标共振了起来。
也正因为这个，2008年3月，他成为宣武区唯一一名来自社区的火炬手候选人。
重构
现代西方礼仪在晚清波及到中国。来自中世纪欧洲武士习俗的握手礼成为当时的时髦。然而，近现代中国对于现代文明礼仪的倡导，已不是纯粹效仿西方，而是加入了相当的对传统文明习俗的标榜。而这一种由政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思维在亚洲并不孤立。对于亚洲大多数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而言，无论印度、中国、日本，都曾不同程度的期望采取重申传统的方式来构建民族自信与自尊。
“礼仪推广兴起最早在亚运会，接着就是奥运会。”北京市礼仪学校校长李柠介绍。这所学校成立于1988年。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
当年6月4日，北京举行迎亚运青年礼仪大赛。9月国家体委训练局出版运动员指导手册。这一消息刊登在9月18日《人民日报》上，同时还配了《礼仪非小事》的评论文章。
但上世纪80年代的礼仪推广效果并没有持续深入民间。一个特征是80年代的礼仪类书籍，言必称外交和外事活动。1986年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现代西方礼仪》一书，集西方礼仪大全。此外的若干本礼仪书中无一例外地提到西餐吃法，在各书的序言中均提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会见外国客人的故事。事实上，在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青年之友丛书》中专门集合一本文明礼貌常识。其中专门包括了如何与领导交流的礼仪细节。90年代以后这一思路在礼仪书中消失，而单独发展为机关礼仪。
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曾开办关于礼仪的报道或讲座。1993年年底，北京市中小学开展礼仪教育。其内容已经与80年代提出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相当的差异。
倒计时
为了充分利用“奥运窗口期”，使之成为中国国民文明整体提升和培养公民意识的一个契机，首都文明办推出了“五大文明行动”，这“五大行动”涉及北京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光是2005年首都文明办编纂的《文明礼仪普及读本》，印数就达到430万册，曾组织过6次免费发放。
在这本“初中文化程度皆能看懂的书”中，将现代礼仪归纳为个人和家庭礼仪、社交礼仪、工作礼仪、服务礼仪和涉外礼仪。
据文明办新闻发言人郑默杰介绍，“通过普及教育，市民们知道了‘握手应在3秒以内为宜’，了解了‘初次拜访友人不超过10分钟’，懂得了与外国朋友交往必须掌握的‘不问收入、年龄、婚姻、信仰’等‘八不问’等等”。
而减少随地吐痰和倡导排队，一直是首都文明办关注的焦点。郑默杰介绍“随地吐痰现象已经大幅度降低”。而排队倡导，则具体体现在上下班高峰，北京差不多每个车站都有三四名疏导员指引大家排队。
此外，关于观赛礼仪的培训也是重点内容之一。此前，北京市各区均成立了文明拉拉队。据记者了解，早在2007年9月，丰台区云岗街道就从所属9个社区组织50人的文明啦啦队，进行模拟演练。
据郑默杰介绍，自2005年以来，受首都文明办委托调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连续三年从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公共交往、公共观赏、公共参与等五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和公共场所数据现场观测，发布了“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指数表明，2005年为65.21，2006年为69.06，2007年为73.38，三年共提高8.17个百分点。
“文明礼仪是奥运会留下的最大遗产。”北京市首都文明办新闻发言人郑默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据她在大街上观察，随地吐痰的人“的确比几年前少了许多”。
刚刚过去的16天，完美的场馆设备、精良的赛会组织、微笑的志愿者，成为了感动世界的一幕又一幕。在这所有的感动中，中国观众的文明观赛也成为另一个被关注的焦点。
美国《华盛顿邮报》11日刊文表示，奥运会开始几天来，中国观众的热情不仅限于针对中国运动员，即便在一些没有中国运动员参加的比赛中，中国观众也是举止妥当，很有礼貌地鼓掌。
同样地，德国《焦点》周刊8月18日也赞扬“中国观众的掌声充满人性化”，“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观众表现得很理性，走出国籍的界限”。法国《世界报》也写道，中国观众的“狂欢中并未出现春天奥运火炬在西方传递受阻时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中国观众不是英国足球流氓，他们是来享受快乐的，这里的气氛相当好。 ★
与其说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复兴和韩国的民主，倒不如说是奥运推动了这两个国家的民主与开放
★ 本刊记者/王艳
在奥运历史上，亚洲一共获得过3次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分别是1964年东京、1988年汉城和2008年北京，时间相隔大约都是20年。后来人们发现，1964年东京和1988年汉城，都代表了亚洲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潮流。
许多日本人把新干线的建成归功于奥运会
北京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是一个长于历史的80后青年。虽然不曾经历，但他肯定地对记者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发展中的转折点。”
二战结束不久，日本就希望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允许，继续参与奥运会比赛——1948年，伦敦奥运会，英国对战败国日本关上大门。
为了改变国家形象，东京从1952年开始申办奥运会，直到1959年获得1964年的主办权。
起初拒绝日本的理由很简单，这个国家靠美国的食物援助才避免了饥荒。然而，仅仅四五年时间，日本经济就开始复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不但成了美国的军需供给者，还变成了军队和军需的转运站。当时日本纺织业中流传着“只要织机一响就能带来上万日元的利润”。借着特需，日本的国际收支第一次平衡，其后的几年里，日本借助制造业重新回到国际市场。
《东京奥运会》是那一届奥运会的官方电影。开篇是日出的大特写，几乎占满银幕的太阳，仿佛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紧接着，就是吊车悬起的大铁锤忙不迭地砸垮成片的老楼房。
当年日本政府把举办奥运会当成一项国家事业。为了让世界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日本，高达1兆日元(折合当时的美元达30亿)的投资是前所未有的。
1964年初，评论家松本健一离开故乡，来到东京，那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巨变。“梦想超级特快列车”东海道新干线竣工，高速公路、超高层建筑开始投入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新型建筑物纷纷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后来，松本把这段经历写进书里。
许多日本人都把新干线的建成归功于奥运会。上世纪30年代，日本就开始“子弹列车计划”，但一直停滞。1964年10月1日，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9天，东京至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正式通车，日本成为最早运营时速达200公里以上高速铁路的国家。
“东海道新干线”从开通之日起，每天运送旅客超过6万人次，在随后的10年间，它的运力上升至每天34万人次。东京与大阪两个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得更加紧密。
1927年，东京有了第一条地铁。加藤嘉一听长辈说，那时的地铁很简陋，也不方便。东京人更愿意采用地上交通，所以城市拥堵严重。车行5公里需要1小时，等同于步行。
地铁系统成熟完备是奥运会前夕的事。为了奥运会，东京又新建3条地铁线。同时，1964年通车的单轨电车，直接连通了羽田机场和海岸经济区。这些项目使东京的轨道交通形成密集的网状。
战后，日本的柏油路比率只有10%，欧美则是30%。那时的观念里，如果不超过欧美，就不能算是发达的国家。到1964年9月，东京铺上柏油的公路从30%提高到70%，主要由高架桥构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环绕市区一周。
从农业型社会过渡到城市型社会
因为庞大的城市改造工程，东京动迁5000户居民，平均每户人家得到1000万日元补偿金，当时相当于28000美元。这笔钱的大约半数就足以买下新房产，另一半则完全是补偿拆迁为业主带来的不便。很多人选择到市区外围买地新建木结构公寓，自己只住一套，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补偿金让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好，日本媒体曾把这些动迁户叫做“奥运会暴发户”。
“韩裔侨民的搬家体验却很痛苦。政府不断驱逐他们，把他们赶出东京市中心的聚居区。”文化学者大友理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960年代，大部分韩裔仍被作为“非法滞留者”看待，没有基本的人权和社会保障。
生活被改变的绝不仅仅只有东京人。日本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调用了全国的人力资源，至少10万山区农民，被廉价雇佣到东京，成为奥运会的建筑大军。这些人从此离开农村，成为东京的新居民。
或许正是那一批农民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型态。日本在1960年以前是农业型社会，此后开始向城市型社会过渡。土地成为商品，人们开始用“农业用地”“住宅用地”这样的词汇来称呼它。
现今的日本是一个以“全民守则”而闻名的国家，然而加藤嘉一知道，东京奥运会前的情形并非如此。
1964年，日本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国民提出6项要求，以后逐渐成为日本国民的礼仪规范。一、对所有来会的外国友人，一律要热情接待；二、注重仪表，到机场接人一定要穿正规服装，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能进机场；三、在观看奥运会所有项目的比赛时，无论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夺得金牌，都要热情鼓掌；四、不许随地吐痰、便溺；五、司机在行车时遇到行人要礼让；六、要做到文明素质教育从幼儿园抓起。
大友理绪对奥运会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课堂上学习顾拜旦和各种礼貌。
“数十万人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全国各地进行着友好待客的社会宣传教育。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会’目标非常明确:努力促进对奥运会的理解，改善公共道德、商业道德和交通道德，增强公民自豪感。出租车司机接受了突击式的英语教学，不过日本方面还是给游客打了预防针，他们的口音可能很严重。”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奥运会还改变了这个国家对体育的看法。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日本人拿到16枚金牌。这是日本参加奥运会所取得的历史上最好成绩，也是迄今未能逾越的高峰。
后来，奥运会开幕日“10月10日”成为日本的全国体育日。这一天，日本国民全体放假，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仅从数字来看，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直接作用并不大。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实际到日本的外国观光游客只有估计量的1/3，因此造成奥运会后短暂的经济停滞。但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奥运的痕迹却又深刻。
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给日本制表企业精工带来一次与瑞士豪门竞争的机会。
当时精工承担东京奥运会的官方计时工作——精工是第一家赢得这项工作的非瑞士公司。精工为东京奥运会研制了便携式石英钟，首次使世界纪录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也是那一年，富士胶卷在日后成为众多日本企业聚集地的德国杜塞尔多夫成立了办公室。同年，索尼的录像机被引进到美国的航线上。
当日本人首先用卫星传输电视信号时，很多人从电视屏幕上惊奇地发现，日本不再是印象中一片废墟的战败国，而是一个堪比美国的科技发达国家。
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57个月。这一时期被称为“伊扎那岐景气”(伊扎那岐是日本神话里开天辟地之神)。
“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
韩国人最早的奥运理想来自于亲日的强力领导人朴正熙。他希望能复制东京的成功。然而，就在申奥计划公布的第18天突生变故，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申奥进程似乎注定夭折。后来，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说，没有什么说得通的方式能够让韩国体面退出，何况对手是日本长野。1981年9月30日，韩国出乎意料地获得奥运主办权。
仁济大学教授姜信杓对奥运的研究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他认为，汉城奥运会对韩国最大的推动力在于缩小城乡差别，因为圣火传递到了许多乡村。韩国记者张世政感受到的是，汉城交通和环境的变化。那时，他在汉城上大学。
如同日本一样，韩国的目标是把取得经济奇迹的新韩国展现给世人。
自1960年代开始，韩国用20年由最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新兴工业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史称“汉江奇迹”。也正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奥运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能。
为了奥运，政府在汉城建造了一座新城。汉江贯穿汉城中心，将汉城分为南、北两大块，历史上，汉江以北一直是政治经济中心，江南地区则是成片的农田。因为江北的老城区已经没有空地了，所以韩国政府将奥运会的建设全部放在江南。现在，汉城的江南聚集着韩国最繁华的商业区和最昂贵的住宅区，而江北已经沦落为穷人的居所。
汉城还扩建了国际机场，整修了公路，开展汉江综合开发。当时的汉城市政府用了7年时间进行汉江清淤工程。
“政府把从汉江挖出的砂石，作为建筑材料卖掉以补充经费，把不适合用于建筑材料的部分用于修筑堤坝及奥林匹克公路的建设。政府因此节约了3500亿韩元的开支。” 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在《我策划了汉城奥运会》一书中说。
在汉城奥运会之前，还没有人会把一场运动会与国家的政治生态联系在一起。根据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的题为《汉城奥运会的意义和成果》的报告书，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汉城奥运会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
1981年韩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国家还处于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实行宵禁，个人出境也必须获得特别批准。到了1986年，包括国外旅行禁令、宵禁等管制措施宣告取消。
韩国到1987年6月时已提前完成奥运筹备工作，但汉城街头爆发了示威。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主妇和学生聚集到商业区，反对全斗焕阻碍韩国民主化进程。
抗议活动让奥运会官员、赞助商和广播电视公司大为不安，他们为奥运会投入了数亿美元资金。许多人怀疑奥运会不能如期举行。伦敦和洛杉矶的市政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动作够迅速，他们或许能接手承办奥运会。
在民主化抗争达到最高峰的6月中旬，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
全斗焕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意识到汉城奥运会已岌岌可危。他向全斗焕施压，要求他接受抗议者提出的要求，修改宪法并举行大选。1987年12月，卢泰愚成为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
有历史资料显示，在卢泰愚宣布修改宪法的前一天，全斗焕曾对他的一位副手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
“汉城奥运会团结了原来水火不容的人。过去，韩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是暴躁，喜欢街头运动，奥运会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平和自由的民族。”姜信杓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