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本报曾披露，深圳全市孕产妇信息库发生信息泄露，事涉有人非法出卖利用，泄密光盘在市面卖至每张万余元，且每月滚动更新，累计每年泄密信息达10万余例。这些信息多被售卖至相关商家，引发无休无止的骚扰推销，普通民众不堪其扰却徒奈其何。仅仅数月之后，出现立法机关执意以刑法修正力惩恶行，虽非因果相连，却可见邪恶肆意膨胀，正义亦蓄势而为。刑法修正惩戒泄露私密，正是当为而有为之举，保护私权取意立现。

　　即使不以定量调查论证，今日大众的日常体验也已表明，个人信息泄露所造成的困扰广泛存在。生孩子，有妇幼用品推销电话不请自来；买汽车，有如影随形的车险推销烦不胜烦；购新房，有中介闻讯来电何时放盘。至于不计其数的各路广告信息，更是把私人电话当成了垃圾桶，骚扰没完没了日夜不停。与诸多急迫的社会问题相比，信息泄密危害固然轻微，但如此乱象所损耗的社会能量，所突显的管治失效，已使公民基本私权的保护置于落魄之地。

　　此次刑法修正案草案专条涉及的机构，就过往作为来看，无一不是造成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也多有令人瞠目的事件佐证。如年初曝光的分众无线，掌握了全国多达两亿多个手机号码资源，涵盖了用户的各种信息，日发送垃圾短信数亿条，行业自律几无可能。与公民个体的存在相比，这些组织程度甚高的机构单位，信息采集就手可得，监管之责却无从追索，令大众只能默然忍受。这种公然普遍的侵害，显示出公共机构对私人权益的严重不对等。

　　此次刑法修正草案立意惩治，首要是对这类机构侵害划出红线，警示私人信息的滥用于法无据。这将使公众长久以来的正当诉求，获得更为有力的法律支持，从而为遏制难以止息的侵害骚扰立下铁律。但也应当看到，刑法修正案草案条款针对的是严重犯罪行为，对于更广泛琐碎而又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泄密侵害行为，仍需要立法查漏补缺。目前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仍未出台，如能以刑法修正案草案保护个人信息的意旨贯之，尽快出台这部法律，对当下公民隐私屡受侵扰的乱象当有速效。

　　信息时代的生存现实，促进了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提升，这是今天刑法修正案草案惩戒信息泄露的社会背景。对于越来越多的信息滥用行为，其背后驱使则是个人信息所带来的商业利益。而在立法打击这种不当得利时，个人利益动机相对容易矫正和遏制，而机构不当利益的矫治则艰难得多。这其中既有当前公共机构权责失衡的现实，也有公民个人无力放弃的结果。

　　刑法修正案草案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将究刑责，以立法惩戒为失落已久的公民权利张目，也期待能够进一步激发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意识，以法律与公民努力的合围，赢取这场关乎公民权利与个人信息安全的无形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