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有增无减。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9月30日至10月1日援引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消息报道:“9月13日凌晨，中国武装部队一架喷气飞机在蒙古上空坠毁，有九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门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据蒙古通讯社称，蒙古政府抗议中国飞机侵犯其领空，并就此事要求北京做出正式解释”。
英国《卫报》10月1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9月30日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内称: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9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遍排除了早些时候关于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6月以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的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多分析家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11月中旬，驻蒙古使馆从一位蒙古朋友处得知，有个汽车司机去贝尔赫矿区，从苏布拉嘎盆地旁边经过，看到失事飞机的中国人的坟已被挖开，有些坑已经空了。
12月14日，香港《快报》刊登来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说一名苏联外交官向一经常同他打网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讲，苏联当局已把九人尸体派人挖出，进行了详密的生物化验，证明其中一具尸体的特征与林彪一样，并且与林1956年留医莫斯科的病情记录对照，发现尸体上腭少了三颗牙齿，也与病历相符。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九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人向林彪开枪，导致飞机坠毁。
那么，这架“三叉戟256号”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飞机上是否发生过搏斗?
《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逐级向下传达的同时，1971年10月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周总理亲自负责的中央关于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成立，并从1972年1月起，在党内陆续发布了三批“林彪集团的罪证材料”。同时，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中央专案组成立之初，就责成空军对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做一详尽分析。
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的正式结论，是由空司一批专家完成的。最早介入此事的，是当时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抗美援朝时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的空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若干年后接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同志。吴法宪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以前，周总理曾找他和空司参谋长梁璞去辨认坠机现场的尸体照片，并让他们拿回一批照片到空司，找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细的研究。吴和梁让王海牵头，组织一个专家班子，完成此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除为首的王海部长外，成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涛及王季南、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及金华。
专家组成立以后，中央专案组1972年5月9日派公安部的汪顺森，到外交部借来现场拍摄的胶卷及步测示意图等，加以复制放大。专家组把放大成一面墙的坠机现场示意图挂起，按残骸分布位置，贴上有关照片，详尽地进行讨论。其间，他们还到西郊机场看了同型的三叉戟飞机，边看边研究。最后于1972年5月19日，写出了研究报告:《对林彪叛国外逃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原因的分析》，经中央专案组上报中央。之后，还由王涛代表空军专家组，在京西宾馆的西大厅，挂起了飞机坠毁现场的放大示意图，贴上了关键性残骸和尸体的扩印照片，向以朱德委员长为首的五十多位高级领导人，做了飞机坠毁原因及尸体情况的汇报。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
“三叉戟256号”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依据是，第一，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现场全貌照片表明，着陆场正前方是山丘地带，着陆方向的左侧是山区，而着陆场是一片草地，降落条件比较好；着陆方向由北而南，而其逃窜的飞行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说明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对着陆地点和着陆方向进行了选择。第二，飞行员做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从机翼残骸照片上清楚看出打开了前开缝翼(按:在机翼前缘呈长条形，可向前推开)，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摔打撞碰都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第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说明没有放起落架，这是野外有操纵地降落的一个特点。第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现场地面滑痕是飞机尾部接地时的痕迹(按:在视察飞机坠毁现场时，双方都认为那是飞机肚皮擦地的滑痕，滑痕右边的浅沟，是右翼撞地造成的；后来，我仔细检查了残骸照片发现，带有“中国”二字的右翼尖并无卷曲，而机尾右水平舵尖有明显卷曲)；机上先掉下的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也说明尾部先着地。地面仅有滑痕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为什么降落没有成功?首先，降落的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大。减速板(按:在机翼表面后缘横排两块，飞机减速时，底下有支架将板面从后向前撑起)没打开，减小速度的反推力装置(按:在发动机内腔)也没有使用，造成飞机接地速度过大。打开减速板和使用反推力装置，在正常情况下降落，应是副驾驶员做的，而这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员。其次，从照片和现场步测示意图上看，飞机残骸散布面积为750米×80米的狭长形状，飞机破坏严重。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
机身
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再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不利于野外降落。由于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因而在不放起落架着陆时，形成机腹和机翼同时接地，极易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从残骸照片和示意图看，左翼尖(按:有“56”字样的残翼)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地处仅二百米，就是说整个左翼是在落地后一百八十米范围内就已折断。降落场地虽是草原，地面仍然是不平坦的，这也是造成飞机撞击，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为什么要野外降落?一是油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不得已降落的可能性极大。从山海关起飞时，油箱存油十二点五吨。从山海关至坠毁地点，共飞行约一百一十八分钟，飞行高度从二千五百米到六千五百米，航程约一千零八十公里。根据飞行实践经验，在三千至四千米高度飞行，每小时耗油量为五吨左右。从“256号”的飞行高度和全航程估算，耗油量要九点五吨至十吨。因此，飞机到坠毁地点时，存油量只有二点五吨左右，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所以，这架飞机要在低空继续飞行，最多只能飞二十多分钟。这可能是急于野外着陆的主要原因。二是飞行员在空中没有掌握飞机的精确位置。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明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该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六十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有一机场，如果驾驶员知道自己的位置，去该机场降落的油是够的。因此，不明自己的精确位置，可能也是促使其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的原因之一。
这个研究报告做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
至于飞机是否在空中就起火爆炸?是否被防空导弹击伤?空军专家做了否定的结论。他们认为:
该机空中起火爆炸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首先，地面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其次，飞机残骸散布面呈狭长带状，比较集中；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散布面就会呈宽、长、散的状况。根据过去的经验，有的飞机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面有十多公里。第三，若空中起火，飞机的燃料会很快在空中燃烧散掉，不致形成地面的大面积焚烧。
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从现场照片和残骸分布的情况看，该机开始接地是完整的进行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面上破碎燃烧，因此，不可能是被击落的。机翼上那个大洞，是油箱从里面燃烧爆炸形成的。
空军专家组的分析和结论，我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令人信服的。9月13日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古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似仍处于假日休息状态，苏军和蒙军的雷达站，对于那么大的“三叉戟”飞机飞进蒙古竟没有反应，表明他们的雷达或者没有开机，或者开了机也没有认真值班。更有甚者，414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9月13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飞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9个小时17分钟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各种原因延误了8个小时40分钟；就是说飞机越境进入蒙古，他们的边防系统在17个小时57分钟(9月13日下午4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驻蒙古苏军的防空系统看来也漏洞不小。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曾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
我曾经想过，幸亏苏联和蒙古的情报不大灵，否则肯定要对这架飞机采取措施的。而且，坠毁的飞机上是否有林彪，他们也只能在事隔两个月以后“补课”。假若他们在9月13、14日派人去检查坠机现场时，就能发现是林彪，而把消息封锁起来，让蒙方既不讲飞机是否坠毁，也不讲人员死了还是活着，那就会对我国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使我们“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好对付。
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飞机起飞以后，机舱里情况怎么样，无从了解，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张延奎，空勤机械师，二十六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三十多岁，身体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手枪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林彪专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这架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林彪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林彪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富裕时间的。估计是在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广航线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朝蒙古方向飞。可以想像，这个迟疑不爽快的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没有发现人为破坏导致机毁人亡的痕迹。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专机师政治处确定“按师职或十三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对尸体现场位置的分布，专家组未做分析。我认为这似能说明他们生前在飞机上所处的部位。飞机尾部擦地着陆后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划地导致飞机左倾，左机翼先折断，接着飘浮的机身继续向左滚动，使右翼也折断到左边，之后两翼折断的机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圆筒状前冲起火爆炸，机上人员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机外。据此推测，1至3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九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这同她在北戴河96号楼指挥夜逃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林彪机毁人亡，确实如同人们所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军专家组的结论提到的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而“子爵型”飞机是一种飞行速度较慢(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必须进行野外迫降时，其危险性显然低于“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既然机上没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潘景寅本应该按照他过去驾专机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按: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林彪一伙清楚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
如何解释这种偶然性呢?有人说这是“天意”，有人说这是“报应”，还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洪福齐天”……难道真是上帝或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的安排吗?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条原理:“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就是说，贯穿于所有种种偶然因素之中有一条主线，即是事物的必然性。林彪阴谋搞武装政变、暗害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这就迫使他们除了出逃别无选择。而在谋划出逃时，偏偏他自己的女儿林立衡认为叶群和林立果可能“劫持”林彪远走高飞，向8341部队做了报告，他们在8341部队派车追赶下，狼奔豕突，一切事前拨打的如意算盘，都吓得丢到九霄云外，于是，一系列的偶然性随之而生。他们在众多偶然因素的胡同里冲撞挣扎，沿着必然性的主线滑到了绝路——机毁人亡。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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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坠机最新揭密:坠毁前机上有搏斗
日本共同社9月13日发自乌兰巴托的一则电信说，该社日前获得就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一事，当时蒙古政府曾总结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飞机因燃料不足而在迫降时坠毁的一般说法。
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该事件距今已有35年，这一宝贵资料将有助于揭开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共同社日前专访了前蒙古国家警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机关最高负责人参与林彪座机坠毁事件调查工作的奥索林。奥特恭捷格。他证实，当时苏联政府自始至终密切参与了事件的调查，进行了回收黑匣子等工作。
该报告题为《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所署日期为1971年11月20日，共16页。共同社日前获取了这份未公开的文件和未曾发表的现场照片。
该报告说，对1971年9月13日坠毁的林彪座机展开的调查是在事故发生约一个月后（从10月8日至18日）进行的，当时苏联专家参与了调查工作。
它说，调查小组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导航问题，这就排除了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
报告说，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在气候良好时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来自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这两个事实说明，中国解释说这架飞机犯了航线错误是说不通的。
报告还对林彪座机燃油不够的说法表示怀疑。它说:“飞机残骸在极广范围内燃烧了很长时间，这一事实表明它有足够的燃料继续飞行。”
它说:“大火覆盖了一块长975米、宽321米的地方。”
它还说，飞机坠毁时，引擎正常，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由于紧急原因作出了降落的决定”。
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当时说，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机上人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苏联；另一方则想返回中国。
蒙古的这篇报告说，在坠毁现场发现的8支枪中，有一支子弹已经上了膛。
机上是否发生了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还是一个谜。本社获得的另一篇有关苏联和蒙古政府的联合调查报告说，在林彪的尸体上没有发现弹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