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法治社会的法律必须具有神圣至上的权威，得到公民的一体遵循。法律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它被信仰，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只有遵循这样的法律，以这样的法律来治国，才能实现法治。
法治是人类社会制度文明的一种。在西方社会，法律是何以获得神圣的权威，成为人们一种价值观念的呢？西方文化以古希纳为源头，建立在商业社会或者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品社会之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必定是契约关系，也就是说是用契约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比如婚姻关系，举行婚礼的仪式正是签订契约的过程。签订契约在法律上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代表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西方婚礼的过程不正是这样吗？牧师对男女双方提出相同的问题，以探求双方的意愿，各自戴上戒指（签字），接着接吻（交换合同文本），每年庆祝结婚纪念日（重申合同有效），所以它是契约关系。而法律也只不过是一种契约，一种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是对个人权利的有力保障和对有损社会行为的约束。
任何社会的维系，至少有两个或三个基本手段。西方是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有宗教、道德和法律使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
西方社会宗教和道德赋予了法律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和博爱的精神品质，法律与宗教、道德的精神是一致的。西方人和上帝签了契约同时也和大自然签了契约，他们的法律能不奏效吗？
在我国，对社会的维系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或行政的力量，二是道德的力量。
腐败已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祸患，不管存在于哪个国家，都严重破坏了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实施，侵蚀了社会所提倡的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什么我们的腐败问题愈发严重？这就是道德代法制的弊病造成的，我们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中国最出名的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伪君子”。 我们的不正之风可谓历史久远，难道是我们国人生来就有问题吗？不难看出这是制度造成的。我们的腐败是被逼出来的。我们推崇道德至上，礼仪之邦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行政管理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无处不在，调节着上至君主、下至黎民百姓的行为，形成等级有序的社会秩序。在中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一的宗教力量，也没有形成独立自治的法律力量，法律是行政管理的一部分。与西方社会相比，在中国，道德代替了西方社会宗教与道德的双重力量，行政（通过官吏的控制）代替了法律。由此可以说，古代西方社会是宗教加法律的统治，而中国社会是道德加行政的统治（或者说人治加德治）。古代中国的法律与道德有很大的一致性或同一性。法律从属于道德，法律是道德的一部分。“出礼而入于刑”，法律是保证道德遵守的强制手段。因而道德精神就是法律精神。
我们所推崇的道德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法律涉足的是污秽与罪恶，这使得法律与道德在中国人心中很难统一起来。如在过去提倡的道德观念中，人不能有利己的动机和行为，人必须处处想到他人，为他人的利益而献身；如果有私心，不为他人服务，都会认为是不道德的。而法律远不能对这些行为做出评价，法律与道德是几乎脱节的。
现实社会我们也淡化了宗教的影响，否定了宗教对人的控制、调节。我们不能迷信，应该有崇高的理想。难道说西方人就迷信了？由此看来我们跨越了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迷信宗教。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犹如指路明灯。社会主义嘛，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无神论！
人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人类可以发明乘坐数百人的客机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天空如鸟儿一般轻巧的翱翔，也可以登上太空的月球去征服漫步还可以在深深的海底坐着潜艇任意穿梭，真的可以算是能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湖捉鳖了，人类还发明了核武器，拥有了毁灭整个星球的能力，人类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毁灭自然的地步。人类又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物，据参考消息报载，仅仅中国去年一年的自杀人数官方统计就为28万人，28万人是个什么概念，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整整打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每天的在美国的飞机大炮疯狂扫射肆意轰炸下坚持战斗，除却受伤的人数，阵亡的人数不管是中国官方公布的还是美国统计的都没有达到28万这个数字，难道这28万自杀的人所面临的处境竟比昔日弹片横飞硝烟弥漫的战场都要恶劣么？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呢？既然连死都不怕了，还怕活么？
而今，我们的国人变得愈发可怕，没有自己的信仰看不到希望，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活，为何而活。信仰不需要寄托于神佛，更不需要宣传什么大道理，尤其不用再去把老箱底的儒教翻出来，只需要凭着我们最基本的爱心，只需要很简单朴素的去身体力行，近者，要惠及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为亲情爱情友情而生活，远者，要顾及民族大义维护国家利益，再远者么，呵呵，就是那个虽然遥远却更是比神佛都虚无缥缈的口号——解放全人类。不过这样的目标比起中国足球队拿世界杯，还是要近的多了。我们的信仰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须从身边的亲人朋友做起，用爱心生活，不奢求生活，才能享受生活。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建立在其上社会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我们必须要完善法制与道德建设的体制，扭转道德信仰危机，增强国民法治意识。
在我们要实行法治的今天，以什么样的法律和法律精神来治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实行依法治国，法律必须要具有普遍意志性和至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来自于国家的强制力保障，更主要来自于法律受到公民的信任，成为公民的信仰和价值观。法律的普遍遵守也不是靠强暴制裁使人畏惧，而是靠人民对法律价值的向往和对法律的尊重。法律必须具有高尚的价值和精神，才能被人们所信仰的尊重。没有信仰的法律，只会成为僵死的教条。我们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革除旧法律的精神，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我们必须丢掉传统的小农意识，革新道德，培养一种新的道德精神适应变革的社会，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
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要走向法治又必须有这个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呼喊这种精神，以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