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这是中国的圣人先哲几千年前就做出的训示，并且一直为中国主流意识所推崇，但是在西方占据着主流意识的是却是性恶论，奥古斯丁、霍布斯等人认为人在胚胎中就有罪恶，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个人私利，总是力图排斥异己，互相谋算、陷害与残杀，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象狼一样。

东方和西方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东西方社会管理方式的不同。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以德育礼制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强调用礼仪廉耻来教化世人。然礼仪廉耻毕竟是形而上的东西，很难有一个客观有效的判定依据，在实际操作中有太多的变数，它只能建立在人人向善，个个知耻的前提之下。

在西方，既然承认人性是恶的，那么就必须得设立一套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西方社会就很重视法制，用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确定每个人的权利责任，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旦干了不该干的事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那么人之本性到底是善是恶，道德和法制到底应采用哪一个来管理社会呢？

我认为人的本性是无所谓善恶的，所谓善恶都是后天的社会伦理环境赋予的。之所以说某人是恶的，是因为此人作出了一些不能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又是在后天环境影响下形成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性善或者性恶来给人性下结论。

如果非要给出一个人的本性的话，我认为只能是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我认为人性是利己的。但我认为这个“利”不应该单单指物质利益，还应改包括精神利益，包括自己的欲望、理念得以实现贯彻、得到他人的尊重与承认等等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既然承认人性是利己的，而人的欲望又是千奇百怪、有正有邪，那么对这不可知的人心只有采取最坏的假设，用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样做出恶行的人自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坚持善行的人也不会觉得受到什么约束。所以，法制应该是切实有效的社会管理方式。

但是仅有法制也是不够的，就像孔子说的“民免而无耻”，如果一个人心性邪恶，天天想着做坏事，只是怯于法律的威严而未有所动，难保哪一天他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甚至当道德沦落，连法制的制定和执行者都开始歪曲法律、牟取私利的时候，法制也就成了进行邪恶的工具。所以道德信仰的确立也是丝毫不容忽视的，它不仅可以减少人们之间的矛盾，降低法律纠纷的数量，最重要的它能够保证法律的正义底线。

所以，合理的社会管理方式应该是以法制作为操作性的主要手段，而以道德作为法制的辅助与配套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