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承载着一个城市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综合记忆，嫌弃乃至拒绝“村、庄”这样的“土气”地名，表面上有着文明、现代、便利等理由，实际上所流露的是一种狭隘。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不可谓不现代，但是，像大栅栏、二里沟、八里庄甚至公主坟这样的“土地名”，比比皆是。

　　北京不在意土气，没有人指责北京土气。同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香港，土地名多得数不胜数，比如火炭、九龙塘、红磡、筲箕湾等，但香港居民从没想到要更改这些地名。城市的气派来源于它的包容度，与洋气的名字无关。

　　地名更改或为新地名设限未必不可，比方说，北京的大哑巴胡同、王寡妇斜街，就改作大雅宝胡同、王广福斜街，这是出于社会文明的需要，可以理解。但硬要为“村庄”设限或改名，却没有足够的理由。一次随意的改名行为伤害的不仅仅是地方文化的传承，还包括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成本。前几年，贵州一条道路需要改名，经过测算至少需要花费1000万元。

　　如此改名或限名之举，不为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