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人们在肯定一个人的时候，理由是——他说的是真话，哪怕并不赞同他做的事情。可见“说真话”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值得推荐的。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就竭力提倡 “生活在真实中”，这句话如今也流传甚广。但是人们往往混淆了在不同的领域中，说真话的不同含义。

哈维尔所提倡的是在公共生活中说真话，它相当于一个人在公开的会议上要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在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要报之以实情，在年终总结报告中要实事求是，不能瞒报，遇到诸如教学评估这类事情，不能参与弄虚作假。将这个逻辑延展开去，当上级领导撒谎需要你配合时，你也要加以抵制；即使是有组织的谎言，你也不能附和。按照这个标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到，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离公开、透明还差得很远。

但是私人生活的情况不一样。当然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同样受禁锢，没有私人生活的任何空间，“私”这个东西被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人们不再认为私人活动、私人利益以及许多私人想法，是需要藏藏掖掖的。相比之下，公共生活中存在的限制，反倒让私人生活、私人视野更加蓬勃地开展。

举几个例子：一，官场酒席上，个人相互之间的感情被抬到吓人的高度，开口闭口都是有关“感情”的“深浅”，不了解的人，还以为闯进了一群持不同性见者的聚会；二，大学教授之间也多谈房子和车子，而不谈学术和政治，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不同俱乐部的成员，因为某些相似的个人爱好而走到一起。社会精英如此，可见曝光私人生活，对此不需要加以防范，已经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既然私人生活如此畅通无阻，那么，谈论私人生活，也放开了言路。许多人迄今仍然抱着似是而非的看法，认为一个人说了他自己的某个实情，就了不得似的，旁听的人甚至为之感动，有一种自己被选中的感觉。很可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年头，大声说出自己是容易的，而要坚守自己的一桩秘密，坚持不说出某件事情，则是困难的。

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暗中攻击哈维尔的那点小伎俩已经过时。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通过萨宾娜的嘴发出嘲讽：“生活在真实中？”按照这个标准，萨宾娜生活中的那些秘密怎么办呢？“生活在真实之中，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撒谎，只有远离人群才有可能。”说到底，昆德拉也生活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他把保卫一点个人小秘密，理解成了保卫江山，仿佛那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如今时代进步了，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转换和中介之后，萨宾娜已经演变为木子美，江山不再。

尽管木子美最初并不是想要人人掌握她的秘密，但是当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她应付得十分自如。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地图上，木子美是一个地标性建筑。这种情况是著名的讥笑者昆德拉始料不及的。他肯定没有想到，人们一旦拥有某个东西，就急不可耐地将它扔掉，好像那是一件烫手的山芋——如果他们拥有了一些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空间，马上便要与人分享，欢迎他人到自己的星球上来，闹他个人仰马翻。他们或许会想，这个小小的个人空间本来不是自己拥有的，为什么要习惯它？

这背后听得出某种观念转变的脚步。仿佛人人心里都有一把小算盘，把事情想得玲珑剔透，结论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其实都像我一样，都是我这个水平——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谁也不比谁更低下，彼此彼此。那句古老的人文主义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到我们这里，变成了“我所具有的人都具有”，只是一字之差，味道便全不一样了。为马克思所推崇的前者，拥有一个他人存在的尺度，或者说世界存在的尺度，而我们说的后者，则是以自己为这个世界的尺度和中心，他本人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

在公共空间越是不发达的地方，私人空间有可能越是发达，形成一种完全是不平衡的局面，更多出现的是替代性的能量和替代性的满足：本来是公共生活中的坦诚，代之以个人生活的袒露和裸露；本来是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勇气，代之以个人的不知羞耻；本来是公共生活中所追求的真相与真理，代之以私人生活的遗闻轶事，俗说“八卦”。人们在寻求无害的、阻力最小的精神出口，从而减轻公共生活的压力，将它改头换面和彻底覆没。

二

在这个背景之上，再来谈谈“说真话”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有渊源的，其开山鼻祖是被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的卢梭。他的两大卷《忏悔录》，不仅记载了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从一个贵妇人的怀抱到另一个贵妇人的怀抱，而且创造了一种人格性情的类型：这种人具有强烈的道德姿态和道德敏感，在一种道德感的驱使之下说出自己的真相，但是到头来，一点也不增添他这个人及这个世界的道德总和，反而成功地瓦解了它们。这个过程的前后真是十分奇妙。

他们是在混乱无序的情况下长大的，我指的是精神上、道德上的无序。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人周围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有些出格，因此对于环境，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恨意。比如卢梭，自幼失去母亲，12岁辍学，在多个行业中当学徒，行行他都憎恨。16岁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信仰，从他自己出身的新教加尔文教派，改为天主教教徒，当然很多年之后他又改了回来。早年生活的困境，也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平等感。

但那往往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是他们攻克和利用别人的途径。就个人来说，卢梭为什么热衷流连于上层社会，穿梭于名人名媛之间，那是因为他恰当地激起了人们有关平等的道德感，觉得自己不能将某个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拒之门外。而他最为重要的入场券，就是不停地向别人坦心迹，讲述自己的离奇历史，尤其是那些恶行。卢梭写在书中的那些丑事，他其实已经向那些妇人们讲述一百遍了，我猜想。这是他拉近与人们之间距离的办法，又巧又好。另一方面，他也从她们那里经过测试，了解到公众的承受能力。不可怀疑，她们都是一些心灵敏感甚至杰出的女性。要求自己是公平大度的，战胜了她们原本的眼光趣味，令她们对这些人从嫌恶变成欢迎。

他们是在对于自己命运不公中，磨练出那种异乎寻常的道德敏感的。但是他们本人并没有得到多少道德滋养，没有承受某种道德传统，也没有经受过某种道德训练。某些情况下不允许这样做。在如何获得善的问题上，我深信柏拉图所说的“善是一门技艺”，也就是说善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要经过打磨和历练，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谈谈，善如何成为一门素养。包括怎样处理自己的过去，消化自己的那些不当行为，都能从中见出某种历练的程度。如果仅凭善良的愿望，那样的善是极为粗疏的；而强烈要求别人是善良的，则是另一回事了，基本上与善无关。

卢梭推荐的办法则是，让大家都变得毫无素养，用此办法来解决他的“平等问题”。他的“回到自然”，回到儿童状态，回到蛮荒年代，看上去那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世界，一个容不得尘埃的干净世界，但其实只是将自己的眼睛蒙起来，从此看不见自己的肮脏和邪恶。儿童是可爱的，但是一个成年人回到儿童状态，愿意在世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赤子”和“处子”，那是可怕和恐怖的。我至死不渝的偶像伏尔泰是这样回应卢梭的：“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俐，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往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们捡回来了。”

由此就可以解释前面说的，有些“真话”并不增添这个世界的道德内涵，反而降低了它，那是因为说“真话”的人带着那样一种天真无邪的语调，他的背后没有任何道德积累和道德负担；即使他略微感到自己行为的不妥，也马上通过他能够“说出”这个行为加以抵消，或者说得到升华。经过这种抵消和升华之后，他马上变得如同“新出炉的基督徒”（引自《好兵帅克》）似的，浑身上下通体透明透亮。

此举一箭双雕。对他本人来说，一旦他说出某个沉重的事实，他的道德压力就得以解除，本来是应该他自己面对和咀嚼的，他在第一时间交付给了别人，让别人来处理和消化，让别人来宽宥原谅；而同时即使他做过不当或者邪恶的事情，却因为毫无顾忌地说出它，而偏偏在道德上获得加分，甚至把自己弄成了某类道德象征。

做象征性的人物是他特别满意的。“象征”就是添加的含义，由此他这个人不仅获得了“平等”，而且获得了“特权”。从此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变得特别富有意味，也特别需要讲述，讲述本身成了他的特权之一，他能够讲，讲得多，而且有听众。在讲述中他本人得到了拯救，与此同时，听众们因为能够听他讲述和宽宥他，也得到了另一番拯救。

这批人最终可能分道扬镳为两种：一种是小打小闹，小奸小恶，就像我此前分析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说过的——“一半是作恶，一半是偿还”——考虑到总是会有人出面宽宥他们，把他们认下来和收拾残局，因此作恶的快感来得更加淋漓尽致，当着别人的面犯恶，最终必然能够取得别人的原谅，在他看来，正好是拯救别人及拯救这个世界的机会呢。

而另一种会变得更加没有分寸。他们从自己的恶行中推演出来的，是别人的恶行；从自己不知羞耻中了解到的，是摧毁别人的尊严；从自己私设教堂的“忏悔”当中，获得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是：需要别人忏悔。如果你不忏悔，你甚至还没有意识得到，那么他就要出兵，摆在他面前的是何等的一场圣战。更确切地说，是打算来解放你了。

许多年前我与各种各样未来的艺术家交往。说实话，我不怕他们说假话，就怕他们说真话，就怕他们摆出一副谈心的架势来。我就不相信，他们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而来，就是为了与你谈心。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分辩卢梭与伏尔泰，但是凭一种直觉，一碰到此类谈心节目，我会觉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样说并不是提倡不说真话，而是说在谈论相关事体时，人们需要放松，需要自然，需要有分寸，尤其需要学会自己承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