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评论之七

　　文/本报评论员 余牧

　　1989年的北京风波和经济上的治理整顿，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受到影响。传统思想活跃，改革踯躅不前。当时有的报刊开始发表文章，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判“市场化”，说市场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确实，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当时，出现了围绕“皇甫平”文章的争论。

　　针对当时改革停滞不前的形势，邓小平1991年春节在上海发表了具有突破性的谈话。主要是：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90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月2日起，上海《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3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上述谈话的内容，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评论当时很具冲击性，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但是，北京的报纸对这几篇评论态度冷淡。有些主要报刊还发表旁敲侧击的文章，提出为什么不要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加上当时正值苏联剧变，党内还出现了一种新舆论，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任务。确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受到了挑战。为了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起来，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固定下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采取大的行动，又一次南巡。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家人，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力的谈话。

　　邓小平反复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从本质的高度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批评了“左”派理论家，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强调现在主要是防“左”。

　　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人们奔走相告，当作喜讯传播。中央领导层接受了邓小平南方谈话。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与全体会议，新华社发表了政治局会议长篇新闻，等于以政治局名义向全民通报。随后10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肯定了14年的改革开放，确立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在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