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想”的目的是为了“做”。然严格考察,这“想”与“做”之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不能省略,便是“说”。
正因为如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要允许领导讲错话”的话,获得了广泛好评,认为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个“解放”提法;正因为如此,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先生最近不当新闻发言人时,公开表示“欲哭无泪”,以及此前他在位时“敢想敢说敢负责”的姿态,同样获得舆论的一致好评。
脑袋是用来思考的,“想”是其本分;嘴是用来表达的,“说”是其本分。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敢想,不敢说,动辄得咎,反右时有多少人因言获罪因想获罪,文化大革命又有多少人家因说而家破人亡?往事真是不堪回首。这是专制给人们给历史造成的刻骨铭心的伤害。
俱往矣!真的“俱往矣”了吗?还不是。如果真的是,就没有解放思想了;如果“解放思想”一步到位了,就没有中央十七大报告中反复提出的“进一步解放思想”了。事实上,历史要前进,社会要进步,就必须立足创新、解放,就不应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就不应连想都不敢想,话都不敢说。不敢想,不敢说,还敢做吗?而事实上,不敢想不敢说,有时竟已成为一条“潜规则”,甚至成为一条“官场潜规则”,格外令人担忧。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日前撰文叹曰:“作为一个多年在政府工作的官员,在十年副市长的任上,我听到的最多的忠告就是:少说话。也有朋友经常提醒我,''''说话要留神''''。”
“敬畏”之情溢于言表。
怕说错话,不说话;结果必然是,怕去思考,不思考,人云亦云,顺水推舟,随波逐流,随大流;必然是,唯上,唯书,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必然是,不敢负责,不敢创新,碰到问题躲躲闪闪,碰到矛盾三缄其口。
问题是,官场如是,百姓何幸?!
回过头去看,有好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诿扯皮、拖拉对付、“研究研究”等诸如此类“官场病”,皆由这“少说话”而致;而这“少说话”,又是只顾头上乌纱帽,不顾百姓冷与暖的。想也不敢想,说也不敢说,这官还能有作为吗?老是说“听取百姓意见、建议、呼声、要求”,你当官的就算听进去了,到了会上一言不发,金口不开,这百姓心声能够“上达天听”吗?
言多必失。失就失吧,只要不是反社会、反政府,只要不违法。人无完人,言无完言。这便是汪洋说的“要允许官员说错话”。你说错话而无坏心,长久而言,老百姓心里明镜似的,冤枉不了你。比如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先生。百姓有些鉴别力,有些雅量,希望有些官员好好向他们学习。
“解放嘴巴”,原来重要的是官场上要有雅量、要有鉴别力——这是真正的官场解放呵!